前言
这本书第一版的前言是由本丛书的总编辑——已故的斯通豪斯（Ned Bernard Stonehouse）先生——所写。他在前言中向读者介绍这本书的注释者的时候，总是对他不吝溢美之词。当斯通豪斯博士在1962年早逝之后，本书的注释者受邀成为总编辑，而且至今还担任此职。因此，在出版此修订版的时候，将原版的主编前言和作者前言合为一篇前言，这似乎是合宜的。
当斯通豪斯博士邀请我在此系列中为使徒行传撰写注释书时，我正在撰写使徒行传的希腊文注释，并在1951年付梓（在这本注释书进行修订时，那本注释书现在也在进行全面的修订）。我欣然接受了斯通豪斯博士的邀请，因为在预备希腊文注释书的时候，我对使徒行传有了若干思考和想法，但是限于篇幅，无法体现在那本注释书之中，所以我想，如果能写一卷对英文文本的注释书，会有机会发展这些想法。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学者们在研究路加的两卷历史书上，尤其是在单独研究使徒行传方面有显著的成果。1951年，马丁·迪贝柳斯（Martin Dibelius）用德文出版了名为“使徒行传研究”（Studies in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的论文集（英文译本在五年之后出版）。在这本书中有许多重新印行的论文，当它们初次出版的时候，曾经因为德国与英语国家之间交流的中断而很难被我们读到。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迪贝柳斯的研究标志着在使徒行传的注释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可以在后来出版的许多有关使徒行传的著作中清楚地看到它们的影响。另一位有影响力的作者是汉斯·康策尔曼（Hans Conzelmann），他的专著Die Mitte der Zeit（1954年出版）在翻译成英语的时候，被冠上了一个稍显笼统的题目——圣路加的神学（The Theology of St. Luke）。康策尔曼在这本书里提出，因为从前期待的“基督立刻再来”迟迟没有出现，路加被感动，要用一种新的基督徒视角取代早期基督徒的视角，其中，耶稣的事工（即以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为顶点的事工）不再被视为末世的到来，而是视为历史的中点——之前是律法和先知的时代（参路16:16），而接下来是教会的时代。康策尔曼教授还为利茨曼（H. Lietzmann）的新约手册（Handbuch zum Neuen Testament）撰写了关于使徒行传的最新注释（现已有英文版）。
在数篇论文中，恩斯特·凯瑟曼（Ernst Käsemann，又译“盖士曼”）认为路加是“原始大公主义”（primitive catholicism，Frühkatholizismus）的第一位代言人。原始大公主义者认为，时代的中心不是耶稣的事工，而是教会时代，原初及保罗的“十架神学”（theologia crucis）已被“荣耀神学”（theologia gloriae）所取代。巴雷特（C. K. Barrett）曾经在数篇文章里对此断言提出了批评，引起了大家对他为《国际批判注释》（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系列所预备的使徒行传注释的兴趣。
到目前为止，受到迪贝柳斯启发而产生的使徒行传解释学派中最卓越的著作，是海恩纯（Ernst Haenchen）的注释。1966年，这本书首先在迈耶（H. A. W. Meyer）的注释系列中出版，而高质量的英文译本在1971年以《使徒行传》（The Acts of the Apostles）为名出版。尽管他的观点与迪贝柳斯、康策尔曼和凯瑟曼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海恩纯教授并非不加批判地追随他们。他所关心的是解释路加的著作——这是一部以历史叙事承载路加神学的著作，它充满创造性的自由。路加的神学并非对真正的保罗神学的偏离；它是外邦基督教神学的多种形式之一，与保罗的神学一起发展，并在其之后继续成长，在实际意义上独立于保罗神学。
但是这些作者们并没有独占近来在这一主题上的所有文献：正如恩尼克（W. C. van Unnik）曾经说过的一样，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一直停留在“当代学术界的风暴中心”。1966年，他为保罗·舒伯特（Paul Schubert）所主持的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研讨会（Studies in Luke-Acts）写了一篇介绍性的论文，这句话成为该论文的标题。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所刊载的另外十八篇论文，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显明了他这句话的合理性。除了舒伯特的研讨会，这种多样性还进一步体现在约翰尼斯·蒙克（Johannes Munck）的著作中，特别是他的《保罗与人类的拯救》（译自英文译本的书名）一书。蒙克勇敢地投入到对抗流行趋势的战斗中，他坚持认为，除非我们可以完全消除费迪南德·克里斯蒂安·鲍尔（Ferdinand Christian Baur）及其追随者的影响，否则无从公正地处理使徒时代的历史与文献。在那些年里（从1950年至今），我们对使徒行传的理解也因为雅克·杜邦修士（Dom Jacques Dupont）积极而有价值的后续研究工作而丰富起来。更晚近一些，马丁·亨格尔（Martin Hengel）以其博学和敏锐，启发了我们对使徒行传之记录以及早期基督教其他领域的认识。
1980年及之后若干年出现的不少有关此书的优秀的注释，代表着一种新颖的使徒行传研究进路。这些注释的作者包括英文世界的马歇尔（I. Howard Marshall），以及德文世界的于尔根·罗洛夫（Jürgen Roloff）、戈特弗里德·席勒（Gottfried Schille）、格哈德·施奈德（Gerhard Schneider）以及阿尔方斯·魏瑟（Alfons Weiser）等人。与本书第一版出版时的情形相比，这一领域如今已呈现出一种embarras de richesse（焕然一新）的景象。
与新国际新约注释丛书第一版的所有注释一样，本书第一版也采用1901年美国标准版圣经作为释经基础。这一次，我要以自己专门为此翻译的译本作为基础文本。
卡尔·巴特（Karl Barth）在其《罗马书释义》（Römerbrief）第二版前言中批评许多圣经注释家的一种倾向，即将自己局限于某种文本层面的解释；在他看来，这“完全不能算是注释，只能算通向注释的第一步。”他引用加尔文对罗马书的注释，作为真正注释的例子：“加尔文在确立了文本的内容之后，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整个文本的再思之中，反复探究，直到16世纪与1世纪之间的隔墙变得透明为止！于是，保罗在彼时言说，而16世纪的人在此时聆听。”
无疑，按照巴特的标准，我对希腊文的注释不过是“通往注释的第一步”，仅仅致力于从语言学、文本和历史方面分析使徒行传。即便如此，那些没有迈出第一步的人永远无法迈出第二步。实际上，我还不能说现在这部著作已经让1世纪与20世纪之间的隔墙变得透明了。与1950年相比，我如今特别认识到，我还远远没有对路加独特神学进行应有的处理。但我不想现在就设法弥补这一不足，而是建议读者们仔细消化马歇尔的《路加：历史学家与神学家》一书。但是，请允许我仍旧怀着1954年就提到的那个盼望：我在研究此书的时候所听见的不仅是路加的声音，而是神的话语。但愿在20世纪晚期，我的一些读者也能听见同样的话语。
F. F. 布鲁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