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在面对基督教会里公然的假教导时，彼得后书是对基督徒坚定信念的强烈挑战。这封书信，特别是它的第2章，与犹大书的关系密切，它们一起承担起艰巨的任务，对抗那些自称为信徒的异端。这是一个常常不受人欢迎的任务，而且人们很少能完全认识其价值。这封书信曾被人称为“新约中价值最小的一件作品”。_[1]彼得后书和犹大书曾被人不公正地描述为“新约圣经最为隐秘的角落”。_[2]但是，这两封书信所宣讲的信息十分重要，也与我们自己的时代密切相关。尽管关于彼得后书存在着各种疑问和不确定性，但我们应当感谢神为我们保留了这卷书信。

 

作者与正典地位

 

彼得后书的作者是谁，这是一个存在严重困难的问题。多个世纪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而且这种争论一直持续至今。其中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众所周知；可以说，在新约中没有任何一卷书，其历史存在如此之多的怀疑和不确定性。正如法勒（F. W. Farrar）所说：

 

基本的诚实迫使我们承认，在所有新约书卷中，我们对于这卷书信所能够提供的外证最少，所具有的内部困难最多。[3]

 

早期教会很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对于是否将它纳入新约正典一事，比对待任何别的书卷都更加踌躇不定。就一致同意其真实性并赋予这卷书信正典地位一事，早期教会并非毫无争议。

 

本世纪以来，批评者们开始积极地推动这样的争议，并且越来越坚决地拒绝这封书信。凯利（J. N. D. Kelly）说：“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人对彼得后书是伪作还存有疑问。”而且他还大胆地补充道：“而且我们必须承认，少数几个存疑的人是依靠学识和创意在捍卫他们的观点。”_[4]

 

（一）外证

 

现有最早的证据出自奥利金（Origen，又译“俄利根”，约公元185-约公元254年）_[5]，他是最早提到这两封彼得书信并将它们归于彼得名下的作者。在他的《约翰福音注释》（Commentary on John，5:3）中，他这样说：

 

彼得——基督的教会建立在其上，阴间的门（译注：和合本作“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留下了一封毫无争议的书信。我认为第二封书信也是他留下的，尽管还有一些疑问。[6]

 

但是，奥利金没有说明他怀疑彼得后书的原因，他也没有补充说明这些疑问的程度和出处。奥利金的证词多少有些模糊；鲁非诺（Rufinus）译为拉丁文的奥利金作品中，有七次曾经提到彼得后书而没有表现出任何疑问。在他的《讲道集》（Homilies）中，他使用了一个被詹姆斯（M. R. James）称为“奥利金的典型手法”的表达法：_[7]“彼得也用他以书信做成的两个号角发出大声”（Hom. vii on Joshua）。有些人，例如蔡斯（F. H. Chase）_[8]，曾经质疑鲁非诺所翻译的这些段落的真实性。但是乔治·萨蒙（George Salmon）断言：

 

在检查了这些段落之后，我认为它们并非鲁非诺所杜撰；并且我相信真实的情况是，奥利金在通俗演讲的时候，并不认为自己的每句话都需要具有科学的严谨性。这种解释暗示在奥利金的时代，人们普遍接受彼得是这些书信的作者之观点。[9]

 

显然，奥利金并不认为对彼得后书的存疑是一件十分严重的问题。从他对希伯来书的注释看来（参优西比乌，《教会史》6.25），他是一位敏锐的文学批评家，完全有能力根据文学作品的风格和内容得出锐利的判断。

 

公元256年，加帕多家的凯撒利亚城主教傅米里安（Firmilian，卒于公元268年），在致西普里安（Cyprian，又译“居普良”）的一封信中说，彼得曾咒诅异端，并警告他们。这种说法只能是指彼得后书，因为彼得前书没有提到任何类似的问题。阿尔佛雷德·普卢默（Alfred Plummer）引用了这个证据，并认为这是“第一个明确提到这封书信的作者是圣彼得的地方”。_[10]尽管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约公元200/10-258年）的作品中没有直接引用彼得后书，但是显然他一定能够理解傅米里安所指的是这封书信。格林（E. M. B. Green）认为：“根据居普良的沉默来论证这一点，显得不甚可靠。”_[11]

 

在那个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吕家的奥林匹斯主教美多迪乌（Methodius, bishop of Olympus, Lycia，卒于公元311年）在其作品《论复活》（On the Resurrection）中引用了彼得后书3:8，并明确地将其归于使徒彼得。

 

公元324年左右，优西比乌（Eusebius，约公元265年-约公元339年）在其《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中，对彼得后书表达了自己的怀疑：

 

论到彼得的作品，被称为前书的那封书信被认为是原作，因为这封书信被古代教父们在古代的作品中当作使徒确然无疑的作品引用。但是那被称为后书的书信，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明白，以便将其纳入到神圣的书卷中；但是鉴于它显然对很多人大有帮助，因此我们也像对待圣经其他书卷一样悉心地研读它（3:3）。

 

优西比乌（《教会史》3. 3）将彼得后书归于有争议的书卷中，但是拒绝认定它是伪作，并将其与正典以外的彼得作品（《彼得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Peter〕、《彼得行传》〔The Acts〕，以及《彼得启示录》〔The Apocalypse of Peter〕）区别开来。他评论说“很多人”接受了彼得后书，暗示当时教会的主流认为彼得后书乃是原作。优西比乌的怀疑来自两个方面：① 他所尊重的早期作者认为彼得后书不属于正典；② 他所参考的那些年长作者的作品中，并未引用这封书信（3:3）。

 

狄迪莫斯（Didymus，约公元309/314-398年）是哲罗姆（Jerome，又译“耶柔米”）的老师，亚历山大学派神学家，他注释了所有普通书信（General Epistles），但是他的作品仅有拉丁文的残篇存世。他对彼得后书的注释以这样一句话结尾：“我们绝不可忘记这封书信乃是伪作；可以公开地朗读它，但是它不属于圣经正典。”约瑟夫·梅厄（Joseph B. Mayor）认为这种激烈的诋毁之辞是因为他不喜欢3:10-11关于全地都要被火烧尽的教训。_[12]尽管有此不利的评论，但是在他后期的作品《论三位一体》（On the Trinity）中，他却反复地引用了彼得后书。

 

哲罗姆（约公元345年-约公元419年）在他的武加大译本中给予彼得后书正典的地位，但是他记录了自己对这封书信的怀疑，并说明他的怀疑根据是两封彼得书信之间存在的风格差异。_[13]他进一步假设彼得使用了两位不同的书记员。武加大译本将这卷书信纳入其中，让它进一步得到教会的普遍接受。4世纪的作者们已经广泛地接受了彼得是这卷书信作者的观点，但是通常他们很少引用它。

 

回到奥利金之前的时代，人们讨论的重点是彼得后书是否存在，并不在意其作者是谁。

 

奥利金熟悉彼得后书，暗示他的老师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克莱门”又译“革利免”，约公元155年-约公元220年）也知晓这卷书信。克莱门存世的作品中没有公开地引用彼得后书，但是优西比乌记载说，克莱门在他那本名为《大纲》（Hypotyposes）的书中写道：“这是所有圣经正典的简略记录，甚至没有删除那些有争议的作品，我指的是犹大书和其他普通书信”（《教会史》6. 14）。这个记录应当包括了彼得后书。但是优西比乌补充说，他也将《巴拿巴书信》（Epistle of Barnabas）和《彼得启示录》纳入其中。从这一点明显可以看出，克莱门对正典的看法比较宽松，因此我们不能确定他是否将彼得后书放在与彼得前书同等的地位上。不过，克莱门的作品的确表明彼得后书是一件广为人知的作品，3世纪初叶的时候在埃及十分受人尊重。

 

彼得后书不见于古拉丁文译本（Old Latin），也不见于古叙利亚文译本（Old Syriac Version），但是两个重要的埃及译本都有这卷书信，一个是可能源自3世纪上半叶的波海利文译本（Bohairic），另一个是显然可以追溯到这个世纪最初几年的沙希地文译本（Sahidic）。在3世纪的蒲草纸抄本72（伯默蒲草纸抄本集〔Bodmer Papyrus〕VII-VIII）残篇中，彼得后书被接受为正典。罗伯特·冈德里（Robert H. Gundry）说，在这份手稿中“彼得后书与彼得前书、犹大书一道，为这些圣书的读者们带来的祝福，并且甚至比其他两卷书信得到更为详尽的支持”。_[14]《穆拉多利经目》（Muratorian Canon，约公元170年）没有提到这卷书信；但是这份正典文献并不完整，其中也没有提到被人们广泛认为是原作的彼得前书。

 

2世纪流传下来的作品中没有明确引用彼得后书的地方。但是其中多处类似的用词和表达方式，显示那时的作者似乎知道这件作品。_[15]在文学上依赖彼得后书的作品可能包括爱任纽（Irenaeus，卒于公元195年）、殉道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查士丁”又译“游斯丁”，约公元100-165年）、伊格纳修（Ignatius，大约卒于公元117年）的作品，《黑马牧人书》（The Shepherd of Hermas，约公元140/150年），以及《巴拿巴书信》（约公元140年），但是所有的证据都相当不确定，因为这些相似之处可能是源于共同的基督教传统。2世纪的两件诺斯替主义（Gnostic）作品，《真理的福音》（The Gospel of Truth）和《约翰藏经》（Apocryphon of John）引用了彼得后书或者借用了其中的典故。_[16]异端作者对彼得后书的使用，显示出彼得后书很早就被认为是彼得的著作。

 

举世公认，彼得后书和《彼得启示录》之间存在文学关联，而后者现在一般被认为是公元135年左右的作品。_[17]二者之间在语言风格和思想上太接近了，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梅厄_[18]、比格（Bigg）_[19]以及斯特罗恩（R. H. Strachan）_[20]这样的学者认为《彼得启示录》依赖于彼得后书，而不是相反。因此，我们有了“另一个早期的证据，表明彼得后书在那些知晓它存在的圈子里，曾经深得人们的尊重”。[21]

 

和彼得前书相比较，彼得后书的外证显得贫乏，而且很晚才出现。彼得后书的流通范围要狭隘得多，并且比第一封书信慢了很多才被人们普遍接受。在前两个世纪里没有作品明确地引用它，并且当它开始在较大范围内流行之后，关于作者是谁的问题就自然地出现了。但是，正如唐纳德·格思里（Donald Guthrie）所见，那些“早期的怀疑从来没有采用断然拒绝它的方式”。_[22]除了彼得，没有任何人的名字曾经与此书有过关联。

 

人们对此书外证的评述各异。亚瑟·皮克（Arthur S. Peake）断言，“外证很晚才出现，以及证据中间的可疑之处”，创造出了“被内证所证实”的怀疑。_[23]捍卫彼得是这封信作者的人承认外证带来了某些困难，但是认为证据并不否认彼得是作者。格林说，尽管彼得后书“在教父们那里所得的证据十分贫乏，但是没有任何一本被排除在正典以外的书卷具有彼得后书这样有份量的支持”。_[24]埃弗雷特·哈里森（Everett F. Harrison）指出：

 

我们有数量庞大的证据可以证明大多数新约书卷为早期教会所熟知与使用，这对缺乏强有力证据的彼得后书十分不利；但是若我们将彼得后书与其他经典作者的作品相比较，就会惊奇地发现，其实它比这些作品的处境要好得多。例如，希罗多德（Herodotus）的作品在成书后的一个世纪里仅被引用了一次，而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仅仅有两次引用而已。同样，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作品在成书以后的第二个世纪里才被人明确地引用。[25]

 

如果彼得后书如同其声称的那样是使徒彼得所作，我们又该如何对待它迟迟没有得到广泛的流通以及有关它的其他问题呢？目前存世的1世纪和2世纪的作品中没有明确地引用它，这个事实并不能否认它的存在，甚至也不能证明各个地区的教会不知晓它的存在。因此，有人提出了一些缓和这种混乱局面的建议。

 

彼得是这封信的作者，暗示这封信写于彼得殉道前不久的时期。如果这封信写于彼得最后一次入狱的时候，并且某个早期的逼迫正在侵扰这封信计划送达的那群基督徒，那么它的“快速传播定然会受到某些阻碍。逼迫也可能导致人们将这封信隐藏起来一段时间”。_[26]爱德温·布卢姆（Edwin A. Blum）说：“如果这封信被送到一个远离主要交通要道的地区，或者被送到一个突然遭遇逼迫的地区，那么通常的流通模式可能会受到阻碍。”_[27]而哈里森进一步提出，作为一封普通的书信它很少被人们提及，可能是因为“没有哪个教会着意保留它或致力于广泛地传播它”。_[28]

 

普伦普特里（E. H. Plumptre）提出，信中谴责的那些假教师可能会作出各种努力来隐瞒它的存在，并尽力利用他们的权威来否认它的作者。“毫不奇怪，”他总结说，“他们会对作者问题提出质疑，并且这些疑问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传开来，甚至被那些没有相同动机要倡导它们的人所复述。”_[29]

 

叙利亚教会直到6世纪初叶才在自己的正典中收录彼得后书和犹大书。优西比乌无疑知道叙利亚教会不接受彼得后书和犹大书一事，而且这事也可能在别的地方引起对彼得后书的疑虑。格林提出，叙利亚教会的沉默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不知道这封书信；他们的沉默可能是有意而为的。他这样解释此事：

 

犹大书明确地引用了伪经《摩西升天记》（Assumption of Moses），而彼得后书则隐含地引用了该书。诺斯替主义者在误用这类《哈加达》（haggadah）来支持自己教派的观点上广有恶名。特别在叙利亚，滥用犹太式天使论的事最为臭名昭著，因此人们自然会发现，这种地方的教会对有可能支持这些观点的书卷做出最为强烈的反应。[30]

 

因为某些原因，这封书信很晚才作为彼得的作品开始在大众中流通，这也会引起人们对它的疑虑。2世纪和3世纪充斥教会的大量伪造的彼得文献，也会刺激人们对这封似乎是彼得的书信产生怀疑。这封书信迟迟未能得到普遍认可的每一年，都会让人们接受它为原作一事变得更加困难。

 

梅厄因为某些内证的原因拒绝彼得后书是彼得所作，但是他承认，若只有外证存在的话，我们应当有强制性的理由接受这封书信；即或它不是彼得所写，我们也应该像很多早期作者所热烈支持的那样，接受它给教会带来的益处。_[31]

 

（二）内证

 

信件内部的声明。彼得后书对彼得是作者的声明，比彼得前书要有力一些。这封信的作者明确地称自己为“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1:1），并声称自己是基督登山变相的目击证人（1:16-18）。他将自己置于与“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3:15）同等的地位上，提到他先前曾经给收信人写过另一封信（3:1），并回忆起主预言他的死亡一事（1:14；参约21:18-19）。显然，作者有意让自己的读者明白他就是使徒彼得。然而，这些涉及个人的信息，连同彼得后书的其他特征，却被支持和反对彼得是本书信作者的双方，同时自信地拿来作为支持己方观点的证据。

 

对内容的反应。那些拒绝彼得是作者的人觉得，这些明确的个人信息必须被视为作者急于想要被人当作使徒本人而作出的“过分急迫的声明”。_[32]开篇的双重称呼“西门彼得”（1:1），被认为是这篇伪作为了造成彼得是作者的印象而刻意而为的。这些人认为，如果作者是彼得本人，他应该像彼得前书那样简单地写下“彼得”二字即可。对此我们可以同样有力地回应说，如果这是一篇伪作，那么模仿者不太可能如此明显地偏离自己所模仿的模型。人们认为，采用双重称呼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这封书信的作者正是福音书中出现的彼得，因为只有在福音书中才能发现这种双重称呼。但是这种双重称呼仅见于马太福音16:16，路加福音5:8，以及约翰福音（17次）。在所有福音书中，他被叫作“彼得”的次数多于被叫“西门彼得”的次数。而且在彼得后书1:1，原文明显是Sumeōn；这是一个希伯来文的词形，在新约中仅另见于使徒行传15:14。“这种词形若不是来自彼得自用的希伯来名字，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在2世纪的作品中不再出现的古老拼写方法，甚至在所有伪托彼得的文献中也不曾出现过。”[33]伪托彼得的文献在用到他的本名时，总是用希腊化的词形“西门”（Simōn）。2世纪那些伪托为彼得的作者，极不可能回头寻找他的希伯来形式的名字。

 

有人断定1:14提到的彼得的死是根据约翰福音21:18，而这种文献依赖关系“将彼得后书的写作日期推后到了它广为人知的1世纪末期”。_[34]但是我们并无必然的理由假定它依赖于第四福音书。鉴于主在约翰福音21:18（另参13:36）的预言是直接针对彼得说的，因此这个典故直接来自彼得清楚记忆的基督话语（verbum Christi）才是更自然的观点；显然，约翰福音21章的话语和事件对彼得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而当时的环境无疑再次让他回忆起了这个场景。因为约翰福音21章里的任何词汇都没有被移植到彼得后书中，所以我们应该更自然地将这些回忆视为彼得自己的评论，与约翰福音更晚的记载相互独立。

 

关于基督“在圣山”上变了形象的记载（1:17-18），是这封书信中唯一直接提到的一件耶稣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这个记载也被人当作又一个作者想要让人把他当作使徒彼得的例子。但是如果这是伪托的作者故意伪装成使徒的例子，那么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他选择了这件特殊的事情，而没有提到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因为登山变相在早期使徒的讲道中并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如果作者就是彼得本人，那么这件他可以亲自担保的、实际发生在道成肉身的主身上的事迹，就提供了对他正在捍卫的末日盼望的证明，并让我们提前尝到一点这盼望的味道。因为信中关于登山变相时天上传来的声音的用词和任何福音书的记载都不相同，将其视为彼得自己对这件事的叙述仍然是更为自然的方式。格思里指出：“这封信完全没有我们在伪托的作品中时常可以找到的各种润色痕迹；事实上，对比《彼得启示录》里关于登山变相的只言片语就能够说明这一点。”_[35]用“圣山”来指称这个地点，也并不意味着写作的时间就是人们开始崇拜这些圣地的后使徒时代。这里的形容词“圣”的用法完全遵照圣经的惯例，用来说明一切神向人显现的地点之圣洁（参出3:5，15:13；书5:15；诗3:4）。

 

反对彼得是作者的人认为，信中提到“你们的使徒”（3:2，美国标准译本）和“父辈”（fathers，3:4），暗示“使徒们和最初那些福音布道家在这封信写成的时候已经去世了”_[36]，并且因此“作者本人无意中承认他属于后来的世代”。_[37]但是我们同样可以回应说，对这几句话作如此理解乃是出于主观的印象。鉴于作者已经将自己视为使徒中的一员（1:1），因此在提醒读者们记住使徒在他们中间的事工时，他也可以毫不困难地将自己放在使徒之中，因为所有使徒都是为了信徒们的益处而被派遣的。作为一位真正的使徒，这里彼得可能相当自然地“因为谦卑和体贴的缘故，在对自己的读者说话时将自己的身份隐藏在一群同事之中，特别因为他们主要是从别的使徒那里而不是从他手中传承了基督教时，就更是如此”。_[38]至于信中提到“父辈”已经睡了（3:4），并不必然代表彼得去世以后的时代。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这里指的是教会中的早期教父，那么这一段可以理解为面向未来的预言，告诉读者那些亵慢人在他们自己的世代将要说的话。但是甚至早在彼得去世以前，主一直耽延没有再来的事情就在早期教会中引发了问题（参林前15:6、52；帖前4:17）。然而这里和新约中别的地方一样，更自然的方式是将“父辈”理解为旧约中的族长（徒3:13；罗9:5；来1:1）。“从创世开始，亵慢人就不断地谈论这些事情（不是从新时代开始的），并且接下来的两节经文毫无争议，乃是暗指创世记的内容。”_[39]很明显，这些亵慢之人是根据宇宙系统不变的连续性来否认彼得的教导。

 

有人相信，3:15-16这一段经文“毫无疑问地带着2世纪的印记”。_[40]这些人认为关于保罗书信的段落“暗示教会已经收集了他的书信集，并且它们已经被承认是圣经的一部分，与旧约圣经具有同等的地位；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在彼得有生之年发生，甚至在他去世后数年之内也很难发生”。_[41]因此，他们无法相信彼得可能将保罗的书信称为圣经。

 

短语“他一切的信上”（3:16），并没有指明作者究竟知晓多少封保罗的书信；这句话也并没有暗示当时存在着一卷权威的保罗书信集。从彼得前书看，彼得似乎知晓数封保罗书信。格林说：

 

假定彼得在保罗主要的书信写成之后数月之内就读到这些信件，这样的假设并无任何的困难；事实上，考虑到他们具有共同的朋友西拉，以及他们都曾经在哥林多和小亚细亚一带活动，以及罗马的道路系统所提供的便利交通，这种假设十分可能成立。[42]

 

作者也并没有说他的读者知道所有的保罗书信，就像他们拥有完整的保罗书信集一样。“信中有些难明白的”（3:16）这种说法，反而暗示他们并没有亲自拿到这些信件。这些信件已经广泛流通，以至于假教师们可以歪曲他们的内容为自己所用，这样的事情并不一定要到2世纪才可能发生。这些教师们一直在基督的教会中到处流窜，因此他们有机会读到零散的保罗书信，并非一定是读到结集出版的书信集。对保罗书信的错误解释几乎在当时立刻出现了（参罗3:8；林前5:9-11；帖后2:2）。对他的信件的无知和恶意歪曲并不是2世纪才发生的事情。

 

将使徒称为“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3:15），也不像是2世纪的作者所为。这种称呼将保罗视为一位受人尊重的同时代人，而不是一位令人敬仰的、过世的圣徒。与此相反，2世纪的作者使用更尊崇的方式描述保罗，例如“神圣而荣耀的保罗”、“圣保罗”，以及“神圣的保罗……配得祝福的”。_[43]我们很难看出，一位2世纪的伪托者，如何可以找到这里所表达的热情而亲密的称呼方式。

 

但是，彼得是否会将保罗的书信置于与“别的经书”同样的地位上呢？很多学者坚持认为，要经过可观的年岁，保罗的书信才可能具有这样尊崇的地位。_[44]对于这封书信的作者而言，“经书”一词很明确是指“人被圣灵携带，说出从神而来的话语”（1:21，译自希腊文）。彼得清醒地认识到保罗的呼召和事工是从神而来（加2:6-9），难道他会拒绝承认保罗的作品是圣灵默示的吗？保罗反复强调自己的作品是神所默示的（林前2:13，14:37；帖前2:13），并且期待他的基督徒读者承认这个事实（林前7:17，14:37-39；帖后3:14）。从一开始，保罗的信件就和摩西、先知的作品一道在教会中被诵读（参西4:16；帖前5:27）。早期基督徒承认他们是神所差派的、基督的使徒，因此几乎没有任何困难就将使徒的书信视为神所默示的。2世纪的作者们清楚地承认使徒们的作品和他们自己的作品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不相信使徒作品从开始就是神所默示的批评家们，觉得将这些作品称为“经书”只能是后使徒时代的事情。塞缪尔·卡特利奇（Samuel A. Cartledge）观察到：

 

激进的批判主义者（Radical criticism）认为，那些不被认为是神所默示的作品，需要时间才能渐渐被人们视为神所默示的书卷。而保守的批判主义者（Conservative criticism）则不需要这样的时间间隔。[45]

 

还有人努力想要将彼得后书所谴责的虚假教导与2世纪的某些种类的诺斯替主义联系起来。万德（J. W. C. Wand）提出这封信是一篇伪作，属于“2世纪前25年的埃及作品，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稍后由巴西理得（Basilides）发展为一种特定哲学体系的基督教诺斯替主义”。_[46]学者们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认为彼得后书所谴责的教导里含有构成2世纪诺斯替主义的基本元素。但是这封信里所刻画的景象并不能让我们将其中的异端鉴别为已知的任何一种2世纪的诺斯替主义。如果这封信的确是在向诺斯替主义宣战，那么其中缺乏诺斯替主义更为成熟的特征，反而提示我们彼得后书的成书年代较早。这封信所谴责的教导基本上可归于某种反律法主义（antinomian）。最近的学者，例如包克罕（Bauckham），否认这是一种诺斯替主义异端，因为它没有显示出“真正诺斯替主义的基本标志，即二元论的宇宙观（cosmological dualism）”。_[47]格林提出，这些教导显示出与1世纪中叶流行在哥林多的教义之间的某种平行关系。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知道2世纪有哪些反律法主义的运动比启示录中的尼哥拉一党以及哥林多的自由派更接近彼得后书所描述的异端了”。_[48]

 

关联性难题。那些拒斥彼得是作者的人也发现这卷书信与彼得前书相关的内容上存在一些困难。因此艾伯特·巴尼特（Albert E. Barnett）断言：“与彼得前书的风格差异，为这两卷书信出自同一个作者的观点制造了不可逾越的困难。”_[49]琼斯（Jones）如此描绘了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彼得后书迟缓、笨重而费解，通篇有意识地采用修辞手法来表达观点，而彼得前书则极为清楚简洁”。_[50]这两封书信在风格上的差异早就为人所知。这也是哲罗姆所强调的两个难题之一。他提出，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彼得采用不同的书记员而造成的。梅厄在冗长而仔细地考察了这两封书信的语法和风格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二者之间的鸿沟并没有某些人试图声称的那么大。”_[51]哲罗姆因为风格上的差异而觉得困难，但是比格观察说：“似乎优西比乌、奥利金或者克莱门这些更加权威的教会领袖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古代的批评家们甚至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与普罗提诺（Plotinus）的作品中发现了更大的风格差异。”_[52]

 

这封书信的作者曾经因其“做作的修辞”与试图“使用一种超过自己文字能力的风格”来写作，而受到人们的严厉批评。_[53]在拿它与标准的古典希腊风格进行比较时，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看法，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还有某种确切的亚细亚写作风格甚至比这封信的行文更为冗赘和傲慢。_[54]”格林的结论是：““按照这种文学标准来判断，彼得后书的风格不再显得那么引人注目。实际上，它与这封令人感动的书信背后所隐藏的多变的、情绪化的思想极为匹配。”_[55]这封信也许反映了彼得自己心中纷乱的情绪，显示出他在匆忙中给自己无法访问的教会写信时未加修饰的想法。

 

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之间也存在遣词上的显著差别。罗伯逊（A. T. Robertson）认为，这是两封书信之间“最明显的差别”。_[56]按照比格的计算，彼得前书有361个词没有出现在彼得后书，而彼得后书有大约231个词没有出现在彼得前书。它们共同使用的词汇只有100个。_[57]但我们若比较提摩太前书与提多书，也可以得出类似的语言统计结果，而这两卷书信在主题上的相似性比彼得前书与彼得后书更甚。但是，正如霍默·埃布赖特（Homer Kingsley Ebright）指出的那样，彼得书信与新约其他作品之间的词汇差异更大，也更加引人注目。“若将新约视为一个整体，彼得前书所用生僻字是新约其他作品的7倍，而彼得后书则达到了10倍……因此，引人注目的差异不在于这两卷彼得书信之间，而在于这些书信与新约其余部分之间。”_[58]哈里森还指出了这两封书信在遣词造句和思想上明显的相似性。_[59]韦斯（B. Weiss）用这样的方式表述了自己的判断：“彼得后书与彼得前书的关系，比它与新约中任何其他作品的关系都要近。”_[60]若考虑到这两封书信在品质和语气上的明显不同，我们很难看出一位后来的、彼得前书的模仿者如何可以制造出这样的相似性；更可能的情况似乎是同一位作者完成了这两件作品。

 

想要通过词汇和风格来确定作者的方法，特别是运用在如此短小的作品上时，是不太可靠的。作者的风格会因为情绪、写作目的、主题和援引的材料而变化。佩顿·格洛格（Paton J. Gloag）引用了罗伊斯（Reuss）的话，后者基于另外的理由而拒斥这封书信为彼得所作：

 

我们对于这两封书信所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现代批评所十分强调的语言学差异上。这两封书信太短了，并且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环境，而且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矛盾。只有当我们可以根据其他理由证明这种怀疑时，才值得考虑这样的差异。[61]

 

人们普遍认为，犹大书和彼得后书——特别是它的第2章——有着明确的文学关联。如今，人们通常假定是彼得后书引用了犹大书。那些偏向犹大书在前的人认为，较长的书信借用较短书信的可能性更大，较短的书信从较长的书信里面仅仅借用一小部分的可能性较小。另外，人们认为，通过比较犹大书和彼得后书2章的平行段落，可以得出彼得后书借用犹大书的结论。根据犹大书在前的假设，斯科特（Scott）得出结论说，彼得后书不可能是彼得的作品，因为犹大书自身“是一件较晚的作品，成书于彼得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很久之后”。_[62]这个结论唯有在彼得抄袭了犹大书，并且犹大书写成于彼得去世之后这样的条件下方能成立。但是这两个条件都值得怀疑。_[63]库梅尔（Kümmel）断言：“根据彼得后书与犹大书的文学关系，彼得不可能是真正的作者。”[64]但是格林辛辣地反驳说他“太过天真”，并且他还在别处提到，约瑟夫·钱恩（Joseph Chaine）的注释书既支持犹大书在前，又支持彼得是彼得后书作者的事实。_[65]这就说明，学者们接受犹大书在前的观点并不自动地证明彼得后书是伪作。

 

有人指出信中的某些教义与彼得是作者的观点相冲突。因此，麦克尼尔（A. H. McNeile）觉得“使徒彼得完全不可能在彼得前书中强调我们主的受难”以及别的基督教义，“却写下另一封毫不提及这些事情的书信”。_[66]格思里回应说：“认为一个作者的任意两件作品都应该对相同的主题给予同等的关注，这是一种错误的假设。”_[67]彼得后书的确没有直接提到基督的死，但是这封信暗示这个事件是作者的基本立场。在信中，耶稣被反复称为“救主”（1:1、11，2:20，3:2、18），在“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一句中暗示了十字架的存在，并且在2:1里用“买他们的主”清楚地指向十字架。作者在谴责反律法主义时，隐含地将十字架作为立论的基础。

 

整个彼得前书里对圣灵的表述相当引人注目，但是在彼得后书里，仅仅在涉及圣经的默示问题时提到过一次圣灵（1:21）。批评者们认为缺乏对圣灵的强调不像彼得的风格。这个特征也许令人吃惊，但是格林恰当地提议说，彼得要挑战的局面里隐含着解决这个难题的线索。

 

反律法主义者不需要人提醒他们圣灵的大能可以让他成圣；相反，他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对圣洁的需要以及人的努力在其中所发挥的功用。所以作者专注于劝勉，以及严厉地谴责这样的罪。[68]

 

这两封信里对基督第二次降临采用了不同的希腊语词汇，也是被人拿出来作为支持有两位不同作者的论据。彼得后书使用的词汇是parousia（“到来”或“同在”），而彼得前书使用的是apokalupsis（“揭示”，已经存在之物的“显现”）。梅厄称后一个词汇为“更好的、更丰富的短语”_[69]，似乎暗示彼得前书里第二次降临的观点更高级。但是这种不同的词汇并没有任何份量，因为它们的使用只是为了配合不同信件所强调的重点而已。彼得前书的目的是鼓励被逼迫的信徒，因此使用这个词来表示“揭开遮盖着主的面纱，让他们看见主在属灵上时时与他们同在”；而彼得后书是为了警告，那些人拒不承认那买赎了他们的主，因此使用这个词汇来表示“外出的君王突然出现在悖逆的仆人面前”。_[70]保罗也同样使用不同的词汇来强调不同的侧面。

 

用教义的差异作为基础来否认彼得是这封信的作者，乃是现代才出现的做法。早期教会从来没有根据这一点对彼得的作者身份提出任何疑问。这封书信里没有任何教义上的特征可以被排除在使徒时代之外。

 

（三）伪托的问题

 

彼得后书的作者是谁？在这个问题上，注释者们同时利用外证和彼得后书的内容来支持完全相反的结论。斯科特断言：“我们要么承认彼得后书是使徒原作，要么认定它是后来故意伪托他的名写成的作品，除此之外别无选择。”_[71]与许多现代学者一样，斯科特接受了第二种可能性，但是伪托一事并未定案，并不能让那些支持彼得是这封信作者的人哑口无言。

 

要毫无破绽地伪造一封信件，需要以下条件：

 

这类作品的真正作者必须完全无人知晓，并且为要掩盖它在公认的作者死亡一段时间以后才出现所带有的奇怪性，伪作突然开始流传必须带有某种神秘性。[72]

 

如果这封书信是伪作，我们必须假定真正的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读者。支持彼得不是此信作者的人可能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真正的作者的确故意这样做，以便让他自以为是的使徒信息可以被人听见。而支持假借彼得之名写作的人则坚持认为这是“一种无害的文学手法，并不牵涉任何不诚实的意图”，_[73]并且援引当代的文坛惯例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但是，这样的说法并不能完全消除实际存在的不诚实。这种故意的欺骗与基督教的伦理标准相冲突。弗隆穆勒（Fronmüller）坚持认为这种观点带给我们“一个无法解决的心理学谜题”。他质疑说：

 

我们不禁要问，一个有着活生生的基督徒之灵的人，一个明确谴责所有狡诈谎言的人，却以使徒彼得自居，冒他的名写下这封信，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出现吗？故意伪造与清楚说明——谁能够调和这二者？[74]

 

有人对采用这样的心理学和伦理学原则来评价这一类作品提出非难；_[75]但是我们绝不能忽略基督徒的品行要求，“否则，我们就是承认基督教对文学领域绝对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格思里如此说。_[76]有证据表明，故意的伪造在正统的基督徒圈子里并非是一种可接受的惯例。德尔图良（Tertullian，又译“特土良”）讲过一个写作《保罗与特格拉行传》（Acts of Paul and Thecla）的长老的故事（De Baptismo 17），其中给出了我们所要的证据。“这位长老被人发现伪造并遭革除，尽管他发誓说自己纯粹‘因为爱保罗’而伪托他的名字写作，而且至少以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他的作品还相当正统。”_[77]德尔图良一点都没有说他被革除是因为异端的缘故，而是说他因为伪托保罗的名发表作品而得到这样的下场。格思里进一步指出，在《穆拉多利经目》中提到某些“伪托保罗之名的书信不仅被提出，而且特别被拒斥，并形容它们与真正的保罗书信相比，就像胆汁和蜂蜜相比一样”。_[78]

 

优西比乌记录了一个故事，说到安提阿的塞拉皮恩（Serapion of Antioch）访问一个位于基利家省罗素城（Rhossus）的小教会时，发现他们竟在因为《彼得福音》而争吵。他觉得既然他们都是正统，并且自己对这本书也不熟悉，便指示他们应该允许人们诵读这本书。但是后来他亲自研究了这件作品，发现这是一件宣扬马西昂异端的伪作。他以前认为这件作品只是作为正典的福音书的简单补充，于是为了平息争议而大度地允许在教会中诵读此书。但是现在他坚定地禁止使用它，因为它是伪作，而且是一件异端作品。在写信给这间教会的时候，他说：“弟兄们，我们就像接受基督本人一样接受彼得和其他使徒。但是那些伪托他们的名字写成的作品，就是我们都熟知的那些东西，我们却要拒绝”（《教会史》6. 12）。

 

根据早期教会对待伪作的态度之证据，格思里得出结论：

 

如果伪作经过文学批评，却能得到人们的承认被归入新约正典，那么一定是因为它们真正的本性没有被读者所认清。[79]

 

异端教派会产生伪作和促进伪作的流行，因为它们的目的是宣扬在其他条件下不会被人接纳的观点。正统教会圈子却坚定地拒绝采用这种方式，因为他们的信心建立在使徒的作品所给出的见证之上。于是，他们会渐渐变得需要检验所有自称为使徒的作品。因此，“我们很难看出一件早期的伪作如何可能在经过一段可观的时间间隔之后得以流行，尤其是那些明显可疑的作品”。_[80]但是彼得后书在经受了全面的检验之后，却被视为原作纳入了正典。

 

（四）关于真实性的结论

 

支持和反对彼得后书是原作的学者们，都给出了强有力的论证。这场争论尚未结束。如果说支持它是原作的论证尚未说服那些拒绝接受它出自使徒之手的人，那么，反对它是原作的人也还没有证明它是伪造的。无条件拒绝彼得是彼得后书的真正作者，并断定此书是彼得死后的作品，这种观点在现代新约研究中已经获得了教条性地位。但是迈克尔斯（J. Ramsey Michaels）发现：“反对这卷书真实性的情况有所夸大，而且在多年没有增加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渐渐有发展和坐实的倾向。”_[81]支持本书真实性的人对批评者提出的有力论据都给予了合理的回答。正如格林对彼得后书之事的总结那样：

 

在语言和教义上并无确切的年代错误；它也没有隐藏异端的用心；它所提到有关彼得的情况，都是我们本已知道的信息；它不像《托克莱门名讲论集》（pseudo-Clementines）那样善辩，也不是《彼得讲道集》（Praedicatio Petri）那样的童话传说。它与2世纪任何可以确定的、以彼得名义发表的伪作都毫无相似之处；它一点也没有提及2世纪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千禧年（chiliasm）问题、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发达的神智学体系（theosophical systems）或者教会的领导权，等等。若是一篇伪作，它并无令人满意的存在理由（raison d’etre）。事实上从任何角度看，反对这篇书信的论据似乎都不能令人信服。[82]

 

人们可以选择的方案似乎只有两种：承认这封信是彼得的原作，或者认定它是一篇2世纪上半叶的伪作。但是，近来出现了一种折衷的看法。因为彼得后书贫乏的外证以及书信的内容所引起的困难所带给人们的强烈印象，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为，使徒彼得并非这封信的直接作者，而是彼得的同事或门徒以他的名义写成的，而且很可能是在他去世以后发生的事情。这个观点由哲罗姆首先提出，后来被加尔文（Calvin）所接受，并得到一些现代学者的支持，例如法勒、塞尔温（Selwyn）、马丁（R. P. Martin），以及其他一些人。迈克尔斯是当代这种观点的倡导者，他提出最好将彼得后书视为“彼得去世以后，某个或某几个使徒的追随者将真正出自彼得的材料按照遗嘱的形式组织在一起，从而形成的大纲或文集”。他认为这种立场公平地“处理了那些似乎出自彼得本人之手的元素，也满足了这封信出自更晚年代的观点”。_[83]作为一种折衷，这种观点并非全无可能_[84]，但是它没有充分地考虑信中直接声称彼得是作者这一点。另外，信的内容层层推进而又完整统一，很难支持它是对出自彼得的材料的汇编之观点。将这封信看作为了满足不同时代的需要而在后期对属于彼得的材料所进行的遗嘱式编纂，对于把它当作真正的彼得作品来理解其内容而言，并不必要。

 

接受这封信是彼得所写的观点，导致了它被正确地纳入新约正典。这种观点尽管确实被各种问题所困扰，但是与别的观点一样，在理性和让人满意的程度上是完整的。它接受了这封信所声称的作者，并排除了所有认为它欺骗性地提及各种人名的假设。信中提到的这些人和事迹完全符合使徒彼得的经历。人们公认它比已知所有伪造的彼得文献写得更好，这也为这种观点增加了份量。“它的道德价值标准，不容争议地证明它是一件圣灵默示的作品。”_[85]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在经过调查以后，教会将这封信纳入了新约正典。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属灵辨识力，让教会有信心拒绝那些伪造的彼得文献。我们同意埃布赖特的结论：

 

当我们发现一封书信具有彼得后书一样的高贵品质、创新性和高尚的道德观，通过大多数的调查方法也找不出任何年代错误，其中也没有任何怪诞的神迹、愚蠢的传说或与彼得的思想人格相悖的异端教训，反倒随时提醒我们记起使徒行传和福音书中描述的那位充满激情的使徒，并且在信中直接宣告了彼得是作者，又经过多年严峻的考验而受到基督徒的普遍称赞，那么我们可以公平地得出结论，这是一封真正出自使徒彼得这位布道家的信，并且20世纪的世界能够从他那由三个部分构成的信息中大大地得益。[86]

 

彼得后书的统一性

 

对彼得后书的批判性讨论，曾经多次提到有关这卷书信的统一性问题。有人提出第2章是后来插入的，而且似乎源自犹大书；但是其支持者们无法就插入部分的开始和范围达成一致，因此削弱了这种假设。这样的观点在任何抄本、版本或者任何类型的早期作者中都找不到支持的证据。内证也同样与之对立。“整封信的思想明显地连贯一致，风格统一，并且作者时常回顾自己前面说过的话，或者预告将要提到的事情。”_[87]作者将警告与劝勉的双重目的贯穿全信，使得这封信既统一又连贯。

 

但还有一些人提出，这是彼得去世后的某位门徒，将手中众多出自彼得的材料残篇糅合成这封书信。但是他们同样没有任何标准，可以可靠地判断哪些部分是真正出于彼得，而哪一些部分又是编者所加入的。格林反驳说：

 

如果一个人要费尽心力地去辨识这封信里属于彼得的元素，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忘记那位毫无证据的、不可能的编撰者，而将整封信都归于彼得名下呢？[88]

 

读者

 

在1:1中，对读者的称呼是一般性的：“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句话似乎暗示他们是外邦人基督徒。关于读者的身份，最棘手的问题出现在3:1：“这现在是，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希腊文原文的语序是“这已经是，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第二封信了”，暗示这封信是紧接着第一封发出的。但是“第一封信”又指的是哪一封信呢？人们一般认为这指的是我们的彼得前书；于是，可以想象读者就是分散在小亚细亚的五个行省的教会（彼前1:1）。但是其他人拒绝承认这种读者身份，并认为第一封信指的是一封已经遗失的信。他们断言3:1所暗示的信的特征与彼得前书不符。因此，戴纳（H. E. Dana）认为这封遗失的信是“一个提醒；也就是说，与彼得后书的性质几乎相同，是一篇教训与使人归正的信息。而彼得前书则是以劝勉与安慰为主的信息。”_[89]彼得前书的确没有包含彼得后书3:1-7相同的句子；但是它也的确具有“激发他们的心”的作用；彼得前书劝告的特征十分明显。如果这里所指的不是彼得前书，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线索可以定位彼得后书的读者。

 

人们也在争论，到底彼得后书的读者是犹太基督徒，还是外邦人基督徒。有些人，比如西奥多·扎恩（Theodor Zahn），认为读者是住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犹太基督徒，是通过彼得和十二使徒中其他人的事工而信主的。_[90]那么，他们也许就是雅各书中提到的那些基督徒。有人认为1:16所说“因为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暗示作者以前曾经在读者中间做过宣教的工作。但是1:1将读者描述为“与我们得到了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更自然地暗示他们是与彼得和其他犹太基督徒不同的外邦人基督徒。如果这封信与彼得前书是写给同样的教会，他们可能是混合的基督徒社群，而其中多数人具有外邦人的背景。显然，这封信是写给一个理所当然地承认保罗的领导和权威的群体（3:15-16）。但是1:1一般性的称呼暗示，在这封信里彼得没有专门考虑彼得前书里的那群收信人。卡芬（B. C. Caffin）对更为宽广的受众是这样解释的：

 

被假教师所控制的危险已经威胁到小亚细亚以外的其他教会；因为使徒特别写了这封更一般性的信件，可能有意让它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91]

 

如果彼得心里有意识地想将这封信送给更普遍的受众，那么其中所提到的使徒布道就不一定被限制在任何一间地方教会中。这封信的写作是为了执行基督交给彼得的使命——“牧养我的羊”（约21:16）。

 

写作时间和写作地点

 

1. 写作时间。那些否认彼得是作者的人，将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定为2世纪上半叶。《彼得启示录》的写作时间标志着彼得后书最晚的成书时间，因为《彼得启示录》的作者引用了彼得后书。这部作品不可能晚于公元150年，甚至也许是公元110年至140年之间的作品。支持彼得是彼得后书作者的人，则将本书的写作年代定在1世纪之内。

 

若我们接受彼得为此信的作者，那么其写作年代不可能晚于公元68年，也就是皇帝尼禄（Nero）死去的那一年。基督教传统认为，彼得是在尼禄迫害期间殉道的。将此信定在彼得生命的晚期似乎是可行的；它带有年老之人的写作痕迹。彼得实际殉道的时间不详，有人认为他在大逼迫开始爆发的时候就殉道了，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最晚直到公元67年甚至68年才殉道。看起来彼得比保罗先殉道，因为当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时，彼得已经不在罗马了。当时，似乎他已经去世了。如果彼得在尼禄早期的一波迫害中被捕，那么也许这封信写于公元65年。

 

2. 写作地点。这封信不像彼得前书那样包含着写作地点的提示信息。如果彼得前书写于罗马——很有可能就是如此——那么我们自然可以认为彼得后书也是写于那里。怀特（W. White）提出，彼得后书“实际上是一封监狱书信，写于使徒生命最后的日子里”_[92]，这个假设成立的可能性很高。

 

而那些拒绝承认彼得是作者的人，就只能假设它的写作地点了。他们提出的可能地点包括罗马和埃及。

 

写作情境与写作目的

 

1. 写作情境。这封信的直接写作情景是彼得从收信的教会得到消息，听说那里爆发了各种假教导。如果这封信的收信人与彼得前书相同，那么这一信息让彼得加倍紧急地要写信给他们。彼得前书是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忍耐外部的逼迫；但现在他们所面对的是教会内部由异端教师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危险。彼得在这种危险尚未造成毁灭性后果时就展开还击。

 

个人的考虑似乎也是彼得写这封信的原因。他年事以高，再加上写信时所处的环境，让他意识到自己很快就将离开人世。他想利用这个机会总结自己心里一直关心的问题，并将自己的回忆留给教会。这封信将会指导和警告那些面对困难的信徒们，在他离世之后给他们留下些许安慰和鼓励。这自然地解释了现代学者们所强调的，即这封信的“遗嘱”特征。尽管包克罕拒绝承认彼得是作者，但是他承认“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彼得真的希望对自己死后还活着的那些基督徒说话，而这封信是实现他目标的理想形式”。_[93]

 

2. 写作目的。就像犹大书一样，彼得后书的写作目的是揭露和击败假教师对教会的入侵。他希望激发信徒们，提醒他们牢记真理（1:12-13），为要装备他们能够面对危险。因此，他首先提醒他们新生命的本质，就是他们目前所进入的生命状态（1:3-21），然后刻画了假教师的形象，并警告他们提防假教师（2:1-22）。他驳斥了他们对基督再来的盼望所作出的特别攻击（3:1-13），并劝勉自己的读者在基督徒的盼望下生活（3:14-18）。在基督再来之前，这是一个适宜的信息。

 

彼得后书的特征

 

这封信的特征是生动地描述了基督教会里的假教师，并强烈地谴责了他们。作者令人印象深刻地刻画了这些教师的工作和人品。他们在教会中引进“破坏性的异端”，包括对“买他们的主”的否认（2:1）；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2:10-12），并讥诮基督再来的应许（3:3-4）。他们不道德的生活揭露了自己的放荡和淫乱（2:13-14），并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2:2）。他们大大地许愿要给自己的跟随者们以自由（2:19），因此引诱了心不坚固的人（2:14、18）；他们自己却作败坏的奴仆（2:19），甚至在白昼也这样行（2:13）。他们被刻画为毁谤在尊位的（2:10、12），并受到反律法主义精神的影响。

 

这些假教师已经在某些地方开展工作（2:11-12、17-18、20，3:5、16），但是借助先知性的洞见，彼得看到这种邪恶有可能造成更加广泛的影响。韦斯观察到：

 

那些当时用所谓真正的基督教自由来引诱愚妄人的诱惑者，与未来建立宗派的异端之间的不同，在信中有十分清晰的区分。[94]

 

但是，对于这些假教师的身份，人们的看法各异。扎恩认为这些人歪曲了保罗因信称义的教义，最后变得毫无道德准则。_[95]比格认为他们让人陷于不道德的混乱，就像保罗所责备的哥林多的情况一样，并认为这种情况当时已经开始入侵小亚细亚的教会。_[96]其他人则认为他们表现了某些形式的早期诺斯替主义。斯特罗恩在提到彼得后书和犹大书时断言：

 

这些书信呈现出某种早期的诺斯替主义，对此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疑问。而且，信中很清楚地标明了诺斯替主义的两个发展趋势，即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和反律法主义。[97]

 

但是其他人，例如包克罕，却认为这些教师以否认使徒的教导为主，并没有显示出构成真正诺斯替主义的二元论宇宙观，因此也许“他们将自己视为大胆而年轻的激进主义者，希望清除教会中大量传统的愚行”。_[98]但是不论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何，这封信都合宜地刻画了1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所出现的混乱场景。

 

为了反驳这些假教师，这封信特别强调知识。知道或知识这两个词，以及它们的各种变体，在整封信里出现了16次。_[99]其中，作者6次使用了这些词的加强形态，强调了全备的知识。这个对基督徒极为重要的知识，乃是从在基督里的活泼信心与神的应许中涌出的（1:2-4），它也是基督徒不断成长和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5-11）。使徒见证的确定性和神所默示的先知启示，成为这种基督徒知识的锚（1:16-21）。

 

这封信里有一些具有持久重要性的教义段落。在1:20-21里提到预言的来源，特别具有基本的重要性。通过正反两个方面，这两节经文宣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完全可靠的。这个段落与提摩太后书3:16-17一起描绘了圣经的起源、本质和功能。

 

具有持久重要性的教义还包括3:5-13所讨论的三个世界。彼得根据改变自然的外部物理事件，将历史划分为三个漫长的宇宙时期。首先是大洪水之前的世界，即世界尚未被洪水毁灭之前的时期（5-6节）；然后是现在的宇宙系统，即“现在的天地”（7节），它是将要被剧烈的末世之火所消灭的世界；接着是未来的世代，即“新天新地”（13节），有义居在其中。直到20世纪，怀疑论者还在不断地说，“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3:4）；但是随着原子时代的到来，我们现在有了可怕的证据，证明彼得所描绘的当前世界被熊熊烈火所消灭并非仅仅是一种不可能的幻想；现在我们有证据证明它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对于彼得而言，有关未来的清醒预言可以提醒现在的人们，遵守合适的道德行为是一种义务（3: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