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看到，耶稣本人立下榜样，新约作者们继而效法，将圣经作为超自然的典籍处理。圣经中提到的某些器物（如铜蛇）、某些事件（如以色列人出埃及）、某些话语（如预言先知以赛亚得子）以及某些人物（如麦基洗德）都被视为对基督的预表。其中有些经文非常明确，足以让基督以前的犹太旧约释经家们一致看出它们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然而，对于探寻圣经作者本意的人来说，则无法从许多经文中看出预表的含义，包括以上所举的例子。非信徒会说所谓的意思是被强加于经文的，信徒则会说经文的意思原本是隐藏的，要由基督或他的使徒将它们揭示出来。但无论如何，圣经都被视为是超自然的典籍，因为仅靠人类智慧，未来事件不可能在事发多年以前被准确且详细地预告。
犹太释经家和早期教父
对于犹太听众来说，耶稣理解及解释圣经的方法并不陌生。尽管有些犹太释经家将旧约当作一部应从文字的表面意思来理解的文献，但与耶稣同时代的大多数释经家都把探索旧约暗示和隐藏的含义作为己任。
犹太拉比释经（估计也包括早期法利赛人释经）的核心概念就是“米德拉西”（Midrash）。“米德拉西”指的是一个解经家通过穿越圣经的字面意思，以求深入到经文的属灵层面，从各种角度查考经文，从而挖掘出不能被人一眼看出的解释。[1]
犹太人的寓意解经（认为圣经真正的意思隐藏在文字的背后）与新约作者对待旧约的方式之间存在相似之处。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新约并不以这种方式对待所有旧约经文。不但如此，新约中也找不到那种极端且怪诞，属于典型犹太拉比式释经的结论。
后使徒教会时代的圣经学者们倾向于跟随犹太拉比，尤其是希腊的寓意释经者，而不是新约作者们。尽管当时安提阿的一群学者，包括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摩普绥提亚的西奥多（Mopsuestia of Theodore）和狄奥多勒（Theodoret），致力推断圣经作者从字面上传达的意思，但这一派学者的思想并没有在教会中占主导地位。
早期著名的北非沙漠教父克莱门（Clement）以及他的门徒亚历山大的奥利金（Origen of Alexandria），设定了宗教改革前几世纪教会释经学的基调。奥利金认为，利百加为亚伯拉罕的仆人和羊群打水的属灵含义是，信徒必须来到圣经这口井边才能与耶稣相见。克莱门教导说，基督喂饱众人的五个大麦饼代表希腊人和犹太人在麦收前所要领受的预备培训，二条鱼则代表了希腊化的哲学，指学习课程与哲学本身。在耶稣荣入圣城的故事中，驴子代表旧约，基督所骑的驴驹代表新约，而把驴驹牵到耶稣面前的两位门徒则是道德和属灵的象征。尽管克莱门相信一段经文有可能同时具有字面和属灵的双重意思，但奥利金坚持认为圣经中的所有记载都有修辞性的含义。
从 4 世纪到 16 世纪，这种被称为“四步解经法”（quadriga）的释经方法在教会中的地位坚不可摧。这种方法被用来分析每段经文的四种含义：字面性、道德性（借喻性）、神秘性（寓意性）和预言性（属灵性）。一段流行的顺口溜被用来教导这种解经法：
字词教导父神已成就之事，
寓意教导我们应信之事，
道德伦理教导我们日常应做之事，
预言教导我们应盼望之事。
“耶路撒冷”一词的含义就是个现成的例子。“耶路撒冷”的字面意思是以此为名的城；从寓意角度来看，它指教会；从道德伦理的角度看，它指人的灵魂；从属灵性的角度来看，它指天上的城。[2]
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花时间探究这一古代的解经传统呢？因为在 21 世纪初的今天，有一些圣经学者热衷于重新发掘早期教会先辈的智慧，再加上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他们正在倡导回归四步解经法。
改教者们强烈反对这种解经法。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Zwingli）关注探寻圣经作者的本意，以此作为信心和操练方面的权威。这三位改教者一致反对教会作为圣经的诠释者。他们都强调在理解圣经时个人所具有的自由、能力和责任，都认为神话语的权柄高于其他任何权柄。他们认为整本圣经都是可信的，所以经文能够也应该互为注解。另外，他们认同理解圣经需要圣灵的光照，但勤奋扎实的努力也是必需的。但具体在应当如何解释圣经上，他们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改教者的分歧在于，加尔文更为严谨一致地遵循上述原则，他严格按照经文的字面意思来解释。路德则没有那么精确，他时不时会寓意解经，以巩固自己的神学思想。路德的解经较为教条，受制于他所坚信的“得救本乎恩，出于信”的神学体系。另外，路德的解经有时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他甚至宣称自己得到了圣灵的直接光照。[3]
尽管改教者之间存在上述种种差异，但他们都齐心持守新约作者的前设：（1）圣经是人写成，但是由神默示；（2）圣经直接传达了神对人的旨意；（3）圣经的语言是普通人都能够理解的。
改教者们搭建了一座桥梁，使得释经从教会早期和中世纪令人难以捉摸的臆想过渡到了新教时期。这时，圣经作者的本意成为想要理解神的话语的人追寻的目标。但是，改教者虽然打破了寓意解经的桎梏，却导致了另一个后果———理性主义者此时得以自由阐发他们的观点。在宗教改革的同时，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观念在世俗世界兴起。很快，就有人开始把圣经看作一本普通的文学书。最终，自然主义解经方法成为新教解经的主流。
[1] S. Horovitz, “Midrash,” Jewish Encyclopedia, 12 vols. (New York: Ktav, 1904), 8:548.
[2] See James D. Woo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Duckworth, 1958), 72.
[3] 同上，87页及之下。另见Bernard Ramm, Protestan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Grand Rapids: Baker, 1970), 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