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后现代的自然主义释经

我们感谢前现代的先辈们，因为他们强调圣经超自然的特点。我们将在本书的十五至二十章中，探讨怎样合理地回应这一前设的影响。我们也感谢现代释经家，因为他们强调圣经由人手写成的特点，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作者的本意。我们将在七至十四章讨论如何明白圣经作者的本意。

我们也可以感激持后现代主义观点的释经家，因为他们教我们谦卑。他们认为，只要通过正确的释经方法及技巧就能够准确无误地解释每段经文。他们已经证明这种看法是多么错误！

关于后现代思想（或者说“感觉”）中积极的方面，我在另一本书中已讨论过_^[1]，我们在此只思考它对圣经诠释的影响，看看后现代的自然主义释经对圣经诠释产生了哪些影响。

正如我们已经在前现代和现代的各种释经法中看到了不能被认可的元素，我们也将看到后现代主义思想及其自然主义释经法的危险。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后现代主义从20世纪的后半叶至今已经影响了大多数福音派对圣经的解释。

有关后现代主义对圣经诠释影响的答疑

要衡量后现代主义释经法的影响，我们得先回答三个关键问题。首先是有关后现代主义起源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揭示出后现代思想的本质和灵魂。

1. 后现代主义从哪里来？

一些权威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艺术领域，70年代转移到语言学和哲学领域，到了80年代，它的影响力渗入到福音派圣经诠释中。但是，后现代主义是怎么产生的？以下是有关后现代主义渗入西方文化的四个常见理论。

第一，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其实并不新鲜，它只是现代启蒙思潮理性主义的又一个阶段而已。后现代思想确实建立在认为人的理性无所不能的基础之上，或者至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权威。虽然也许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大多数学者似乎都认为后现代主义其实是极端反现代主义的。之所以说这个判断还不成熟，是因为毕竟历经了200年，人们才给现代主义下了一个完整的定义，所以让我们等着看这一系列新兴的假设之结局如何。

总之，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一直在圣经诠释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傲慢自信一直是后现代主义攻击的目标。

第二，另一些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期主导圣经诠释学的存在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20世纪早期，世俗存在主义学者萨特（Jean Paul Sartre）和加缪（Albert Camus）相信，除了当下的体验，生命没有任何客观意义。这听起来岂不与后现代主义相似吗？而以19世纪的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为先驱的基督教存在主义学者，同样从个人经验中汲取意义和真理，但他们认为生命最重要的体验是经历神。他们声称神对人类的启示是个人的、内在的和体验性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理性释经法为主导的自由派神学受到存在主义的挑战，并被广泛取代。

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他坚信圣经是超自然的、是客观真理、是我们认识神的源泉。但是，对他来说，圣经中神启示的真理必须与读者的信心回应相融才成为神的话语。圣经要完全成为神的话语，必须有人接受它。就像由环氧和硬化剂合成的黏合剂，只有当这两种物质被恰当地调和在一起时，才成为黏合剂。同样，圣经只有在与领受者的信心恰当地调和在一起时，才成为来自神的启示。圣经文字本身没有效力，在人们用心思意念去回应圣经文字之前，圣经只是潜在的神的话语。但是巴特还是承认有从神而来的圣言，而且是真实的。他在这一点上要比之后的布尔特曼（Rudolph Bultmann，1884-1976）强多了。布尔特曼提倡推翻圣经的超自然记载，包括基督的复活。这一观点在20世纪后半叶成为存在主义神学家所使用的释经法的主导。这一释经法如此强势，以至于被称作“新诠释学”或“释经循环”。这种方法使得释经者寻求“真理”和意义的方向从古代经文转移到当下的背景，特别是释经者本人的背景和回应。

因此，有些人认为这种存在主义释经原则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至少，它脱离了理性的现代主义，因为理性的现代主义相信文字的含义是能够准确传达的。因此，即使存在主义学说没有引入后现代主义，至少也在20世纪70年代后为后现代主义铺平了道路。

第三，其他的观察家称，要发掘后现代主义的根源，我们只需看看20世纪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各种“真理观”（metanarratives，不变真理的全面阐述）的失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之后，后现代主义开始蓬勃发展。举例来说，想一想宣称某一种族优于另一种族的“真理观”，如日耳曼人优于犹太人，以及那些在亚洲和非洲发生的种族屠杀。世俗后现代主义者会认为，宗教（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是又一个失败的“真理观”。因此，世上根本没有什么所谓涵盖一切的超级真理，只有什么对于我们看来是最好的个人理解罢了。

最后，一些人将后现代主义的诞生归咎于科技，特别是“信息时代”的诞生。后现代的人面对大量倾泻的信息，感到无法招架、无法消化，以至于彻底放弃相信这世上有什么永恒不变的客观真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对所有说法都和气包容，视为同样有理。

当然，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起源还有其他一些理论，但它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2. 后现代主义释经方法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后现代主义思想虽然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前提下，但在文学批评、语言学、交际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展开了新方向。

后现代思想对传统释经法提出了挑战，其中的三个攻击目标是：（1）终极不变的真理不存在；（2）语言无法准确无误地传递某种想法，加上现代人与圣经作者在年代和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分析语言的努力就更是徒劳；（3）语言的有限性不一定是坏事，因为某种含义是由外在因素（事物和事件，以及别人的话）和内在因素（我本人的主观感受）合成的。

虽然语言传递了基础信息，但是起控制作用的却是我本人带入到文字中的东西，而二者结合的那个结果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因此，“含义”是相对的，尤其是对于我个人当下的主观感受来说，更是如此。

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都拒绝这些观点。我们相信神的存在以及其他关于神和他所造世界的终极不变的真理，相信神能够以我们理解的文字表达他的心意。几乎没有基督徒相信，自己的主观感受能够控制文字的含义，至少大家认为这样做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即便我们允许主观感受控制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我们也并不将它等同于现实，因为我们相信现实是独立于人的主观理解而存在的。对信徒来说，客观现实（你也可以称之为真理）是存在的，并且无论多么不完全，人们还是可以理解的。_[1]

后现代主义释经原则对待圣经的一个基本方法是，几乎视所有经文为叙事性的，认为圣经无非是一个讲述远古先民经历神的故事而已，可能会对自己经历神有帮助。我们的目的不应该是徒劳地挖掘神让人们记录那段历史或给予那些教导的目的，而是要去感受这故事在今日对我生命的影响。后现代主义者告诉我们，不要在圣经中寻找既定真理，而要问自己该怎样回应所叙述的故事或暗含的意思。例如，使徒书信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人们的激励，而不是神对于所有时代、所有文化背景下的人客观的、不变的、真实的旨意。使徒书信的目的就是要激励我们。

我们承认在圣经中有叙事的部分，但是坚决反对那种将几乎所有经文，包括使徒的直接教导，都划为“叙事体”的做法。正如我在本书第十九章所提到的，我们把叙事体与其他体裁区分开来，称之为“历史叙事体”。我们认为那些具体的历史叙述是为了造就我们而记载的。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将其看作神的道和旨意的真实记录。在本书中，圣经被看作以能够理解的人类语言启示的神的真理。

3. 福音派信徒在理解和应用圣经方面多大程度受到后现代思想的影响？

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福音派解经家是彻头彻尾的后现代主义者，或是绝对的相对主义者。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是留给世俗后现代主义者的。但是，在福音派解经家中有些自称为“相对的相对主义者”的人。

虽然所有自诩为福音派基督徒的人都相信一位有位格的神已经将自己启示给我们，但由于这启示的意思不可能被人们完全洞悉，越来越多原来一直被认为是基本性的教义现在被弃绝。例如，耶稣基督是与神和好的唯一道路，这条真理已经不再被认为是基要真理。2007年，《普通信徒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Pew Forumon Religionand Public Life）的一个问卷调查显示，有57%的福音派信徒认同这个包容的观点。这种包容主义就是后现代思潮影响的直接结果。被人们认为是基要真理的圣经教导逐年减少。

神学家和教会领导发表以下评论，充分反映出后现代思想的影响：

·“你不可能脱离自己在历史、文化、社会阶层和性别上的定位，因此不存在什么‘正确的’或‘真实的’释经，不存在客观中立且不受价值观影响的解读。”

·“后现代主义打破了圣经诠释方法的大一统。现在关于如何解读圣经有各式各样的理论，没有哪一个是可以或已经被普遍接纳的。”

·“后现代主义给各种不同的教义释经法开辟了空间，因为哲学思想决定经文的含义。”

·“没有所谓的‘真理’，只有‘对我来说是真理’。”

·“神是爱，所以他无条件接纳我。”

·“权威已经过时，现在流行的是包容。包容意味着对于释经者自己来说，所有的解释都是正当的、有根据的。”

·“不要局限神。”

·“要包容接纳，不要唯我独尊。”

·“客观事实当然是存在的，但不要试图证明它，而要让人们来感受耶稣，他就是真理。”（这个说法出自那些比较温和的后现代主义释经者）

正如一位领头的后现代主义释经者诚实地承认说，有一群对这些观点持反对意见的执着的释经者，主张“每段经文都有一个名正言顺的意思，而这唯一正当合理的意思就包含在经文当中，且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_[2]

这就是本书的立场！这也是历史上基督教会一贯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它是圣经自己的立场，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看到的。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圣经诠释学者就一直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一个“令圣经评论者困惑，甚或坐立不安”的难题：“经文的解释是由经文决定，还是由经文以外的因素来决定？或更对立地说，哪一个更具决定性——经文还是读者，读者还是经文？_[3]

针对这个困局，万户泽尔（Kevin J. Vanhoozer）回应道：

后现代释经者总是忍不住发表略加掩饰的个人看法，然而，被所谓在经文“后面”或“前面”之类的东西（指经文的背后意思或字面意思）分散注意力，只能让人错过经文的意思。这种不符合神学的圣经批判学就像聋子的音乐评论和瞎子的艺术评论。_[4]

衡量后现代主义

我们与后现代思想诚然有本质上的不同。正如在本章开始时所说，我们承认后现代主义给福音派神学带来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即提醒我们注意到没有被充分解决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使我们留心语言交流的困难，提醒我们已有假设（亦可称作“前理解”）难以察觉的影响，并且促使我们重新考量圣经与我们之间存在的文化和历史差异，更加缜密地研究我们在文化和神学上的先入之见，不再贸然宣称对圣经准确无误的解释。最该感谢后现代思想的是，它削弱了现代主义释经法的傲慢，这傲慢已逐渐腐蚀了人们对圣经中记载的神超自然介入的信心。

但我们最反对的是，后现代主义对于启示的可靠性和圣经权威的强烈攻击。我们坚信客观不变的真理是存在的，而且神选择向我们启示了有关他本身以及他对我们的旨意的真理。这启示不仅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也是在先知和使徒的话语中。我们坚信语言文字不仅能够，而且也确实以我们当今可以理解的方式表达了神的真理。当我们遵循理解人类交流的合理指导方法时，就可以理解神的真理。这是本书的基本假设。

推荐阅读书目

Adam, A. K. Handbook of Postmoder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St. Louis:Chalice Press, 2000.

Adam, A. K. What is Postmodern Biblical Criticism? Minneapolis:Fortress, 1995.

Barth, Karl. Church Dogmatics. Vol. 1, 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G. W. Bromiley and T. F. Torrance, eds. G. T. Thomson and Harold Knight, trans. Edinburgh: T. & T. Clark, 1936, 1956.

Brunner, Emil. Truth as Encounter. A. W. Loos and D. Cairns, tran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4.

Bultmann, Rudolf“. The Problem of Hermeneutics.” Essays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J. C. Greig, trans. London: SCM, 1955.

Carroll, R., and M. Daniel, eds. Rethinking Contexts, Rereading Texts: Contributions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Sheffield: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0.

Collins, John J. The Bible After Babel: Historical Criticism in a Postmodern Age.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5.

Davis, Ellen F. and Richard B. Hays. The Art of Reading Scripture.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3.

Fish, S. E.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80.

Fretheim, Terence, and Karlfried Froehlich.The Bible as Word of God in a Postmodern Age.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8.

Gruenler, Royce Gordon.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0.

Jobling, David, Tina Pippin, and Ronald Schleifer, eds. The Postmodern Bible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2001

Jobling, David, Tina Pippin, and Ronald Schleifer, eds. Postmodern Use of the Bible. Nashville: Abingdon, 1988.

McQuilkin, Robertson, and Bradford Mullen.“The Impact of Postmodern Thinking on Evangelical Hermeneutics.”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JETS), March, 1997:71.

Penchansky, David. The Politics of Biblical Theology. Macon, Ga: Mercer Univ. Press, 1995.

Schleiefer, R., ed. The Postmodern Bible Reader. Oxford, Blackwell,2001.

Silva, Moises. Has the Church Misread the Bible? Grand Rapids:Zondervan, 1987.（莫伊·西拉著，《教会读错圣经?》，友友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Sugirtharajah, R. S. The Bible and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2001.

Sugirtharajah, R. S. Voices From the Margin. Maryknoll, N. Y.: Orbis,2006.

Sugirtharajah, R. S.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2002.

Tate, W. Randolph. Interpreting the Bible. Peabody, Mass.: Hendrick-son,2006.

Thiselton, A. C. The Two Horizon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0.

Thiselton, A. C. New Horizons in Hermeneutics. Grand Rapids:Zondervan, 1992.

Vanhoozer, K. J. Is There Meaning in This Text? Grand Rapids:Zondervan, 1998.（范浩沙著，《神学诠释学》，校园书房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