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后书导论

 

有人认为,彼得后书与犹大书同属新约圣经“被遗忘的角落”,所以这卷书很少在讲道、研经、讨论中被引用。即使在圣经的学术研究上,这本书也常被忽略,批评者认为它是一封假借彼得之名所写的书信,根本不值得一读。

 

可是,属耶稣基督的教会如果忽略了这封书信,就会极其危险。因为使徒彼得写这封信,是要帮助信徒去面对这充斥着属灵假象的世界。他知道自己即将离世(1:14),所以向读者重提他曾经教导过、告诫过他们的真理。即使以后他不在了(15节),这些真理仍将继续保守他们。彼得知道,假教师的威胁是致命的,而且会越来越突显出来。他要揭穿离经叛教者的真相,把魔鬼的教导逐出教会之外。

 

彼得的警告对现代教会真是再适切不过了。传媒迅猛发展,教会却缺乏辨识能力。错误的教义因势利诱、不胫而走;假教师透过电视、广播、互联网、书籍、杂志和研讨会等,无所不用其极地推销他们自己。在传播过程中,不少人受到诱骗而接受谎言,摒弃真理(参提前1:19;提后2:16-18)。更糟的是,今天教会中的人,或因害怕遭同侪拒绝,或因误解爱的真义,不愿揭发、抵制那些背叛真理的人,因而不是接受这些教导,就是“包容”,对此视而不见。

 

不过,使徒彼得因深爱所牧养的羊群,对威胁他们生存的骗子没有任何顾忌。他认定假教师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太7:15;徒20:29),以谎言骗拐无知者坠入深渊。彼得知道他们是地狱的使者、撒但的走卒,不外乎为了贪爱钱财、权力、名声和标榜自己。他们向毫无防备的灵魂兜售魔鬼的教义,把永死当作永生来大力推销。

 

彼得深知唯一能抵御他们攻击的,只有神话语的真理,所以写下这封书信。他是切实关心与保护羊群的真正牧者。

 

一、作者

 

彼得是公认的领袖、使徒中的发言人。在新约圣经四个地方出现的十二使徒名单中,他都排行第一(太10:2-4;可3:16-19;路6:13-16;徒1:13)。他和弟弟安得烈同在加利利海边以捕鱼为生(太4:18;路5:1-3),安得烈是最初把他介绍给耶稣的人(约1:40-42)。两兄弟来自伯赛大村庄(约1:44),后来搬到附近的大城迦百农(可1:2129)。从他们在迦百农拥有宽敞的房子(可1:2932-33;路4:38),可以推断他们事业有成。从耶稣治好了他的岳母(路4:38),我们知道彼得已婚,妻子在他的宣教旅程中一直也都陪伴在侧(林前9:5)。

 

彼得全名是西门巴约拿(太16:17),意思是“西门之子约拿”(或“西门之子约翰”;参约1:42)。在1世纪的巴勒斯坦,“西门”是常见的名字。新约圣经中曾提及的有八位西门:奋锐党人西门(太10:4)、耶稣的弟弟(太13:55)、麻风病人(太26:6)、帮耶稣背十字架的古利奈人(太27:32)、主耶稣曾在他家里吃饭的法利赛人(路7:36-50)、加略人犹大的父亲(约6:71)、行邪术的(徒8:9-24)、彼得曾在约帕他的家中居住过的那个硝皮匠(徒9:43)等。耶稣初遇彼得,就给他起名为“矶法”(约1:42;参林前1:123:229:515:5;加1:182:91114)。这是亚兰文,意思是“磐石”,“彼得”是对应的希腊名字(约1:42)。

 

一般情况下,称彼得为“西门”没有什么特别的属灵含义——例如提到他的房子(可1:29;路4:38)、他的岳母(可1:30;路3:38)、他的工作(路5:310)等。但更多情况下,称他为“西门”是要突显他生命中一些关键性的失败——在那些时刻里,他的举止行动就像从前那个未重生的旧人。

 

举例来说,在马太福音17:24-25里,彼得毛毛躁躁地告诉收丁税的人,耶稣会缴付为圣殿征收的两块钱税银。而耶稣提醒彼得,他作为神的儿子,不必缴圣殿税,那时他就称彼得为“西门”(太17:25)。还有一次,当耶稣在加利利海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路5:4),彼得心生疑惑,犹豫是否应该听从他的建议。毕竟耶稣是木匠、是拉比,不是渔夫。最后,他忍不住了:“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路5:5)结果因为顺服,西门的眼睛被数量惊人的一网鱼(路5:6-7)打开了,他看清楚耶稣到底是谁。在圣灵的感动下,路加使用了他的新名字:“西门彼得……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路5:8)。

 

当十二使徒一再争论他们之中谁为大的时候,耶稣警告因骄傲而显得过度自信的彼得,说他将会背弃他:“西门!西门!撒但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路22:31)。事实上,就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彼得再被称为“西门”,因他没能在客西马尼园中保持警醒(可14:37)。

 

复活后的主耶稣再次称彼得为“西门”。彼得对等候主出现失去耐心(太28:7),所以冲动地说:“我打鱼去”(约21:3)。剩下的门徒跟随他们的领袖,也说:“我们跟你一起去”。然而耶稣已经呼召他们成为得人的渔夫(太4:19),他不会允许他们重操旧业,回去捕鱼。结果他们“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第二天清晨,这群沮丧的打鱼人在岸上遇到为他们预备早饭的耶稣。主三次问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约21:15-17),彼得三次以肯定的答复回应主的爱。

 

几个星期后,圣灵降临到彼得和其他使徒身上。从此,他就名副其实地如“磐石”般活着。他带领众人选出代替加略人犹大的使徒(徒1:15-26),无所畏惧地宣讲福音(徒2:14-403:12-26),大胆地与犹太的权威对质(徒4:8-20),毫不犹豫地惩处犯罪之人(徒5:1-11),严厉地谴责假教师(徒8:20)。借着彼得的侍奉,教会的门终于向外邦人敞开了(徒10:1-11:18)。

 

彼得最后一次出现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上(徒15:7-12)。从那以后,在新约的记载中,除了他的书信,没有再提到彼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5中提及彼得宣教的旅程,虽然这些旅程的范围无从稽考,但圣经指出他曾到过安提阿(参加2:11-21),也可能到过哥林多(参林前1:12),以及小亚细亚等地区(参彼前1:1)。根据教会的传统说法,彼得同保罗一样,在尼禄皇帝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在罗马殉道(参下面更多关于“写作时间、写作地点及送达地点”的论述)。

 

二、有关作者的争议

 

通常我不会回应非信徒对作者身份的质疑。但这封书信在批评者的怀疑攻击声中,反倒显出神默示的一致性。因此,稍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确实对我们大有益处。

 

有关彼得后书作者是谁的争议,比起新约圣经中任何其他书卷都更多、更尖锐。但书信本身清楚地宣告,它是由“作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彼后1:1)所写。这里“西门彼得”(Simeon Peter)的希腊原文,实际上是希伯来式的拼法。这种写法除了使徒行传15:14以外,没有在新约其他地方出现过。这一证据强烈地支持作者就是彼得之观点,因为一名伪造者不可能以隐晦的方式使用彼得的名字。

 

在彼得后书1:14中,作者提到基督预言他的死(参约21:18);在1:16-18里,他又宣称自己是耶稣登山变像的三位见证人之一(太17:1);3:1提到他先前写过一封给收信人的书信(彼得前书);在3:15里,他称保罗为“亲爱的弟兄”,视这位伟大的使徒为自己属灵的同伴。这些极富个人特色的线索进一步显明,除非有更具说服力的反证,否则对于彼得是这封书信的作者无庸置疑。我们稍后会讨论到,这样的反证并不存在。

 

不少批评者固执地认为,这些具有个人特色的线索,是为了使人相信假冒者是彼得而故意伪造的。但这些批评者当中,有许多人同时对彼得是彼得前书的作者持有异议。讽刺的是,他们的理由却是:在彼得前书中缺乏显露彼得个人特色的线索。丹尼尔·华莱士(Daniel B. Wallace)指出:“在阅读这些专文时,你无法不注意到当中的随意性和双重标准。无论有没有证据,这些学者心中已有定见。”[1]

 

除了与彼得生平相关的线索,彼得后书的用语与使徒行传中彼得的讲论相似,这也是证据。动词“”(1:1)在新约中只出现过三次,其中一次在使徒行传1:17。“虔敬”在彼得后书出现了四次(1:3673:11),在使徒行传3:12(参新英王钦定本〔NKJV〕)中也使用过。“主的日子”(3:10)在使徒行传2:20使用过。使用这些罕见词组,进一步显示出使徒彼得就是这封书信的作者。

 

但仍有不少学者不愿接受这封书信的作者就是彼得,他们坚称这封信是在彼得死后数十年,由别人假借彼得之名写成。为了支持自己的反对立场,他们列出下述几点:

 

他们指出,初期教会没有马上承认彼得后书是正典经卷之一。3世纪初的俄利根(Origen)是第一位承认彼得是写了这封信的人。批评者认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线索可证明这封信的存在。此外,虽然俄利根承认是彼得写了这封信,他却注明有人怀疑这封信的真实性。4世纪教会历史学家凯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也曾质疑彼得后书的真实性,他没有否认这封书信,却把它列入真实性有争议的新约书卷名单中。而在俄利根之前,教父们对这封书信的真实性保持缄默,也被认为是无声的反对。

 

批评者还列举好几个“历史”问题,表明这封书信不可能在彼得生活的年代写成。首先,彼得后书提到保罗书信(3:15-16)。他们坚持认为这反映出了保罗书信收集成册以及被承认为圣经的年代,而这些事是在彼得过世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生的。其次,他们认为信中之假教师乃指2世纪的诺斯底主义者。第三,作者提到“(你们的)使徒”(彼后3:2)和“列祖”(第一代的基督徒)已经睡了(彼后3:4),这就暗示了彼得后书的作者既不是使徒,也不是第一代信徒。最后,他们认为信中提及基督预言彼得的死(彼后1:14),是出自约翰福音21:18,而约翰福音绝对不是彼得在世的时候写成的。

 

许多批评者又认为,彼得后书“在文字使用上以犹大书为蓝本”,是有说服力的证据。他们把犹大书的成书日期定在彼得离世之后,故此推断彼得不可能是彼得后书的作者。他们又进一步推断,身为使徒的彼得,不可能如此大量地借用非使徒写成的文献。

 

批评者认为,彼得前书与彼得后书在风格、词汇与教义上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所使用的希腊文十分优雅老练,后者相对粗俗生涩,缺乏优美的语言和严谨的架构。他们认为两封书信的词汇差异甚大。彼得后书的作者对希腊文化和哲学的认知,远超过一名朴实的加利利渔夫所能掌握的知识。最后,在他们心目中,彼得后书缺乏许多彼得前书中的教义性主题。这些因素使许多怀疑者认为,这两封书信的作者不可能是同一人。

 

然而,如果进一步探究这卷书信,上面所提的“证据”,最终都无法褫夺彼得身为这封书信作者的资格。

 

我们必须承认,圣经以外教父的著作对彼得后书的认证,确实比其他大多数新约书卷少。但这些外在证据,相对正典以外的其他书卷,却又完整得多。事实上,从没有教父认为彼得后书是赝品(甚至那些对这卷书的真确性提出疑问的教父,如优西比乌);从没有教父表明这封书信的作者不是彼得。

 

虽然是俄利根首先指出彼得后书的作者是彼得,但在他之前,人们已经十分熟悉彼得后书。俄利根是一位敏锐的文学批评家,很难被同时代的赝品蒙骗。他多次将这封书信作为圣经来引用,可见,早在他以前,彼得后书已广为人知,且被收入正典。3世纪的伯默蒲草纸抄本集(Bodmer Papyrus P72)也收录了这封书信,可以证明当时它已被视为正典经卷之一(更重要的是4世纪的西奈抄本〔Codex Sinaiticus〕、梵蒂冈抄本〔Codex Vanticanus〕,及5世纪亚历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us〕都将彼得后书收入正典)。

 

亚历山大的革利免是俄利根的老师,他曾写了一本关于大公书信(普通书信)的注释书,其中就包括了彼得后书(优西比乌,《教会史》,6.14.1)。革利免(Clement)的注释书表明,他认为彼得后书乃正典圣经的一部分(因此也是真确的)。还有,革利免的著作也有力地见证了,在2世纪上半叶,教会已普遍接受这封书信为正典。

 

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公元100-165年)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证实这封书信在当时已经成书,且为人所接受。在他所著《与特来弗对话录》Dialogue with Trypho)一书中,游斯丁写道:“正如在你们(犹太人)中间,真假先知在同一时代并存,所以在我们中间也有许多假教师,这正是我们的主预先曾警告要提防的”(82.1)。这句话与彼得后书2:1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译为“假教师”的希腊词(pseudodidaskaloi),在游斯丁以前的时代只出现在彼得后书2:1中。这进一步表明,游斯丁是从彼得后书借用了这个词。

 

清楚的证据显明,写于2世纪上半叶的、被人杜撰的《彼得启示录》(Apocalypse of Peter),借用了彼得后书的文字。2世纪初期,《巴拿巴书信》(Epistle of Barnabas5.4)中写道“人若晓得义路,却迫使自己走上黑暗之路,最终必因公义而灭亡”,这令人想起彼得后书2:21:“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相似的是《巴拿巴书信》15.4中的一段文字:“六千年之后,主将终结一切;在他看来,一日如千年;而他自己为我作见证说‘主来的那日如似千年’”,这看起来很像彼得后书3:8:“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2世纪初的《黑马牧人书》(Shepherd of Hermas)这样写道:“去告诉所有人,应当悔改,向神而活;虽有人因其恶行不配领受主的恩慈,但主满有宽容,差我去呼召人人悔改,借他的儿子蒙拯救。”(《类似集》Similitude8.11.1)这与彼得后书3:9极其相似:“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此外,《真理的福音》(The Gospel of Truth)与《约翰藏经》(The Apocryphon of John)这两本诺斯底主义的著作都进一步表明,在2世纪时,彼得后书已为人熟知。这两本书中的典故,极可能出自彼得后书。

 

使徒约翰写下启示录(1世纪90年代中期)的同时,罗马的革利免(Clement of Rome)写道:“但愿这节经文远离我们,就是他说:‘那些心怀二意的人心中怀疑,对自己说:我们从列祖那里听过这些事,看哪,我们现在已经老了,这些事却仍未临到我们。’”《革利免一书》(1 Clement23.3)。他仿佛呼应着彼得后书3:4:“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两节经文都提及假教师的怀疑,也都不断地警告审判将要临到(《革利免一书》23.5;彼后3:10)。

 

《革利免一书》另外两处经文所使用的希腊文短语,在新约圣经中只有彼得后书使用过,而同时代圣经以外文献却未使用过。这两节经文都用“极大(新美国标准译本〔NASB〕把这个希腊词译作“威严”)荣光”来形容神(《革利免一书》9.2;彼后1:17);这两处都形容基督徒的信心是“真道”(《革利免一书》35.5;彼后2:2)。

 

最后,如果彼得后书写在犹大书之前,犹大书就是最早引用它的文献(见本“研经工具”中“生命宝训讲道注释系列”之“犹大书注释”的“导论”里关于犹大书和彼得后书关系的讨论)。批评者以所谓“彼得后书在文字使用上以犹大书为蓝本”的观点,来证明彼得后书写在彼得离世后,是基于两个假设。第一,彼得后书的作者不得不借用犹大书;第二,犹大书成书必定在彼得过世之后。然而,这两个假设连一个也无法证明。

 

内在证据表明,是彼得后书先成书。因为彼得采用将来时态(表明未发生但将会发生)来描述叛教者的错误教导(彼后2:1-33:3),而犹大书的时态却非如此,它宣告圣经预言的人已经到来(犹4节)。

 

前面提到圣经以外的引文有力地证明:从1世纪,彼得后书就在教会内为人所知。不错,在革利免援引彼得后书之前,没有教父提过彼得后书。但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使徒时代的教父引用彼得前书29次,却没有提到彼得;引用罗马书31次,却没有提到保罗。[2]

 

教父著作中提及彼得后书,当然不能证明是彼得写了第二封书信。然而,这却可以有力地驳斥那些负面的声音,即所谓缺乏外在证明,本书就不可能是彼得在世时就已成书。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何这封书信被教会接纳、成为正典的一部分。与许多现代批评者的看法相反,这封书信不是2世纪时代的赝品,而是出自使徒生活的年代。克鲁格(Kruger)指出:教会最终接受彼得后书作为圣经正典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意义重大。

 

 

 

要确定彼得后书的真确性,就不能不考虑一个事实:尽管一些人有保留意见,但教会最终仍接纳彼得后书成为正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彼得后书在面对百般阻力,以及其他伪托彼得之名的作品层出不穷时,仍然被列在正典的书卷名单上。难道我们真的可以对下面这些人的看法置若罔闻吗?他们包括俄利根、耶路撒冷的区利罗(Cyril of Jerusalem)、拿先斯的格里高利(Gregory Nazianzen)、伊皮法纽(Epiphanius)、亚他那修(Athanasius)、奥古斯丁、鲁非诺(Rufinus)、耶柔米(Jerome);以及老底嘉(Laodicea)、希波(Hippo)与迦太基(Carthage)等大公会议。如果在4世纪时,彼得后书的正典地位是如此稳固,那么认为它不属正典之人就应负起举证的责任。(“Authenticity,” 651

 

 

 

现代批评者假定古代的学者既容易上当,又过于单纯,这其实没有根据。相反地,几次接受彼得后书为正典的大公会议,在同一时间拒绝了许多其他宣称是彼得所著的文献(例如:《彼得福音》The Gospel of Peter〕,《彼得的宣讲》〔The Preaching of Peter〕,《彼得的教导》〔The Teaching of Peter〕,《彼得启示录》,《彼得行传》〔The Acts of Peter〕以及《十二使徒传》〔Twelve Apostles〕,《彼得致腓力书信》〔The Epistle of Peter to Philip〕与《彼得致雅各书信》〔The Letter of Peter to James〕)等。与会学者认识到彼得后书与这些伪作迥然不同,明显是神所默示的圣经。

 

批评者提出的所谓历史难题,无法证明为什么彼得后书不能成书于彼得在世之时。信中提到的保罗书信(彼后3:15-16),根本不必强解为保罗的一切著述。彼得在这里只是提到在他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所知道的保罗书信。字里行间没有提到保罗受圣灵感动而写成的信件被结集成书,也没有暗示彼得或他的读者熟悉所有保罗书信。另一方面,从歌罗西书4:16可以清楚地看出,保罗书信于彼得在世时,已被众教会传阅开了。

 

彼得称保罗受感写的书信为圣经(3:16),这并不等同某些人所指责的时间倒置。使徒们知道,他们被圣灵感动(约14:26)所写下来的,是与旧约经文有同等地位的圣经。保罗一再声称他写的是神的话。在哥林多前书2:13,他宣称:“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在14:37,他又补充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他称赞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因为“你们(他们)听见我们(保罗)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帖前2:13;参林后13:3;彼前4:11-12

 

也没有证据支持彼得后书所指的假教师是2世纪的诺斯底派(Gnostics)。他们的教导虽然与1世纪的异端有共通之处,但诺斯底主义的特征(如宇宙二元论、邪恶的造物者创造出邪恶的物质世界、救赎借着隐密的知识而来等),都与彼得后书无关。查尔斯·比格(Charles Bigg)写道:

 

 

 

“所有形容假教师和好讥诮之人的特征,都可以在使徒时代中找到。‘满眼是淫色’是那些拥护乱伦的哥林多人。‘毁谤在尊位的’是那些说圣保罗坏话的人。他们亵渎爱宴或圣餐,哥林多教会的人正是这样。他们嘲笑基督的再来,还有一些哥林多人否认复活。”[3]

 

 

 

同时,彼得后书也没有讨论2世纪的关键问题(例如教会中主教治理的角色、成形的诺斯底主义和孟他努主义)。这封信未曾提及2世纪的具体问题,可从彼得后书3:8看出来:“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2世纪的主要信仰之一是千年福至说(Chiliasm)——前千禧年说的早期形式。如果彼得后书成书于2世纪,作者不可能不提到与3:8相关的千年福至说。

 

作者自称为使徒(1:1)。当他提到“你们的使徒”(3:2),不是要将自己排除在使徒以外。使徒是神所赐给教会的(参林前12:28;弗2:204:11-12),所以彼得称他们(包括他自己)为“你们的使徒”是合理的。彼得后书3:4的“列祖”,指的不是第一代基督徒,而是旧约时代的族长。这里“列祖”的上下文(洪水;5-6节)和短语的用法,都支持这种解释。在新约圣经(约6:587:22;徒13:32;罗9:511:2815:8;来1:1)和使徒教父们的著作中,这个短语不是指第一代基督徒,而是旧约中的族长。

 

至于信中提到彼得即将离世(1:14),也不见得是引自约翰福音21:18。当耶稣作此预言时,彼得显然在场亲耳听到。

 

虽然有人认为彼得这两封书信的风格差距甚大,但差异实际上并不如他们所说的那么大。评论家约瑟夫·梅尔(Joseph Mayor)否认彼得后书的作者是彼得,但他也承认:“(彼得前书和后书之间)并没有某些人所形容的鸿沟”。[4]我们也不能凭彼得所写的两封简短书信,就找到足够的材料来确定他的写作风格。

 

有人认为这两封书信的用词不同,不可能由同一位作者所写。然而,彼得前书与后书共同词汇的比例,大约与保罗所写之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的一样。还有,哥林多前书与后书的共同词汇,也有类似的比例(Kruger, “Authenticity,” 656-657)。

 

彼得前书和后书之间的词汇风格差异,部分原因可能是它们有不同的主题:彼得前书是要安慰那些遭遇迫害的圣徒,彼得后书则是要警告假教师的危险。在彼得的时代,由抄写员誊写信件是常见的做法。两封书信的风格差异,反映出彼得前书可能是西拉所抄写的(彼前5:12)。在彼得的指示下,西拉在抄写时就理顺了语法和句法。但当彼得在写后书时,很可能是因为在监狱里(见“写作时间、写作地点及送达地点”),无法请抄写员誊写,所以亲手写下这封信。

 

有人认为,彼得后书反映出作者对古希腊哲学的掌握,超过了彼得所能知道的。可是,持有这种看法的人,不但愚妄地假定自己知道彼得知道些什么,更忽视了环境对彼得的影响。彼得出生和成长的加利利,在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已被称为“外邦人的加利利”(赛9:1);附近的外邦地区被称为低加波利(希腊文意思为“十城”;太4:25;可5:207:31)。还有已知的是,许多彼得使用的希腊用语,是他同时代的通用词汇。使徒使用收信人熟悉的用语,并没有注入希腊哲学家所附加的意义。

 

尽管彼得前书与后书有风格上的差别,它们也有异常相似的地方。两封信开始的措辞:“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彼前1:2;彼后1:2)用的是同样的希腊文,并且在新约其他地方都没有用过。这两封书信共用、但罕见于新约其他地方的单词还包括:aretē(“美德”,彼前2:9;“德行”,彼后1:35)、apothesis(“除掉”、“脱离”:彼前3:21;彼后1:14)、philadelphia(“爱弟兄”,“爱弟兄的心”;彼前1:22;彼后1:7)、anastrophē(“所行的事”、“行为”、“品行”、“为人”;彼前1:15182:123:1216;彼后2:73:11),和aselgeia(“邪淫”;彼前4:3;彼后2:2718)。此外,和彼得前书一样,彼得后书还包含着与彼得犹太背景相符的犹太用语。

 

因为两封书信各有不同的主题,所以彼得要触及不同的教义问题。尽管这样,这两封信的教导仍有共同之处。两封信都提到神在旧约中启示的预言(彼前1:10-12;彼后1:19-21)、新生(彼前1:23;彼后1:4)、神对信徒的主权拣选(彼前1:2;彼后1:10)、个人圣洁的必要性(彼前2:11-12;彼后1:5-7)、神对不道德行为的审判(彼前4:2-5;彼后2:10-22)、基督第二次降临(彼前4:713;彼后3:4)、审判恶人(彼前4:517;彼后3:7),以及基督是主(彼前1:33:15;彼后1:81114162:203:18)。

 

彼得后书的作者是谁,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正如信中所宣称的,由彼得所写;二是这封信由伪造者假借彼得之名所写。如果后者为真,那作者不只是伪君子,还是个骗子——他谴责假教师,自己却是其中一员;他警告神的审判,自己却也受审判。

 

再者,如果这封书信确是伪造,我们会很难找到伪造者的动机。冒名书卷的作者为了使人相信他们的假教导,往往会冠以名人之名。但彼得后书没有任何与新约其他书卷相悖的教导。因为它完全正统,作者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作者甚至可以指出,(他正在谴责的)假教师拒绝保罗的使徒权柄(彼后3:16)。事实上,他们对任何权柄都不以为然(彼后2:110)。因此,借着伪冒而借用使徒的权柄,不能为作者的论点加添什么(因为他这样做,等于正在实践他所谴责的虚假)。

 

冒名伪作的出现,有时是因为人们渴慕更多了解早期教会的重要人物。但彼得后书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彼得的新资料。

 

认为彼得后书是冒名作品,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疑点。例如,很难解释两封书信在风格上的差异,因为大多数冒名写作的人,都试图采用他们假借之人的写作风格。此外,伪造者不大会让彼得自己承认,他无法理解保罗的著作(3:15-16)。冒名作者倾向于美化他们的英雄(即作者),并且夸大他们的能力。冒名作者也不会称保罗为“我们所亲爱的兄弟”(彼后3:15)。初期教会的著作在论及使徒保罗时,没有使用这些彼此熟悉之人所用的称谓。例如,坡旅甲(Polycarp)称他为“有福与荣耀的保罗”(《致腓立比人书》〔Epistle to the Philippians3.1),革利免称他为“有福的保罗”(《革利免一书》,47:1),伊格纳修(Ignatius)形容他是那位“成为圣洁、有好见证、值得喝彩、我愿欣然追随其脚踪之保罗”(《致以弗所人书》〔To the Ephesians〕,12.2)。

 

有人认为,冒名作品的出现(所谓“虔诚伪造”)是被人接受的惯例,因此不具欺骗性。但问题显而易见,若每个人都知道它是冒名作品,那用冒名写作又有什么意义呢?彼得后书的问题是,如果每位读信的人都知道这封信不是彼得写的,那冒名作者又有什么必要处处显出彼得的个人特色呢?

 

虽然有学者这样宣称,但没有证据显示初期教会接受冒名写作的方式。“从来没有人会将众所周知的伪造文件当作宗教和哲学指南。我找不到任何例子……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基督教圈子里,冒名被认为是不光彩的。如果被发现,作品会被拒绝,作者也会受到指责。”[5]

 

从一开始,教会就拒绝伪造文件。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2,保罗警告帖撒罗尼迦人:“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即使在教会历史初期,为了更容易传播假教义,伪造者之间都会彼此传递假借保罗之名的文件。因此使徒警告读者不要被愚弄,他采取措施验证他的信件是真确的(帖后3:17;对比林前16:21;加6:11;西4:18)。那位冒名著述《保罗与特格拉行传》(The Acts of Paul and Thecla)的主教,即使他辩解写作动机是热爱和希望荣耀保罗,也遭到免职。[6] 2世纪的《穆拉多利经目》(The Muratorian Canon)列出了新约书卷清单,排除了两封声称由保罗所写的伪造信件,理由是“将毒药与蜂蜜混合,是不合宜的”(F. F. Bruce, The Canon of Scripture)。差不多同一时间,安提阿的主教塞拉皮恩(Serapion)解释为何拒绝假的《彼得福音》:“弟兄们,我们接纳彼得和其他使徒,就好像接纳基督一样,我们熟知他们。但这些假冒他们名字的著作,我们却要拒绝。我们知道,没有这样的传统交付我们”(摘自优西比乌,《教会史》6.12)。

 

新约圣经极其重视真实性(参约19:35;罗3:7;林前13:6;林后4:27:1413:8;弗4:15255:9;西3:9;提前2:73:15)。圣灵是“真理的灵”(约14:1715:2616:13;约壹5:6),绝不鼓励伪造。因此,初期教会理所当然地否决了所有这样的作品。若彼得后书是伪造的,它早就被拒绝了。

 

所以,尽管现代批评者有怀疑和疑虑,对谁写彼得后书这问题,最好的答案是“作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彼后1:1)。

 

三、写作时间、写作地点及送达地点

 

根据传统,彼得殉道的时间接近尼禄皇帝大迫害的末期。尼禄死于公元68年,所以彼得必定在此前离世。彼得后书应该是彼得在过世前不久写成的(彼后1:14),也许是公元6768年。彼得没有说他在哪里写这封信,但由于死亡迫在眉睫,他又是在罗马殉道,因此很可能他在罗马监狱写的这信。和第一封信不同,彼得后书没有指明收信人是谁。然而,因为这是彼得写给他们的第二封信(3:1),所以读者可能是同一群人(或至少有些相同的人)。彼得前书提到这些信徒住“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亚细亚、庇推尼”(彼前1:1),它们都是位于小亚细亚(今土耳其)的省份。

 

四、写作情境

 

彼得写前书的目的,是安慰并教导正面临外部逼迫的信徒。而在后书中,彼得却是针对教会内部具致命威胁的假教师。使徒警告信徒们要小心提防假教师的谎言。这封信对异教徒与叛教者生动而深刻的描述,只有犹大书可以与之相比。

 

彼得没有具体指明针对的是哪种异端邪说。但正如我在前面“作者”部分所述,它不具备2世纪诺斯底主义的标记。无论是谁宣扬异端,他们像其他人一样,都是否认基督(彼后2:1),歪曲包括保罗著作(彼后3:15)在内的圣经,而且他们“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彼后1:16)与“陷害人的异端”(彼后2:1),亵慢基督的再来(彼后3:4)和面临将来的审判(彼后3:5-7)。他们行不道德之事(彼后2:213-1419)、藐视权威(2:10)、傲慢自负(彼后2:18),并且牟取物质利益(彼后2:314)。彼得后书不但责备了与彼得同时代的假教师,也刻画出每个时代假教师的共同特征。因为邪恶生活乃源于异端教义,彼得专注于他们不敬虔的行为,而不是他们所宣传的具体教义。用主耶稣基督的话来说,就是: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太7:16-20

 

五、本书大纲

 

问安(1:1-2

 

(一)借着了解救恩抵挡假教导(1:3-11

 

1. 救恩依靠神的大能(1:3-4

 

2. 救恩因恩典得印证(1:5-7

 

3. 救恩带来丰盛奖赏(1:8-11

 

(二)借着了解圣经抵挡假教导(1:12-21

 

1. 使徒确认圣经(1:12-18

 

2. 圣灵默示圣经(1:19-21

 

(三)借着了解假教师抵挡假教导(2:1-22

 

1. 假教师的渗入(2:1-3

 

2. 假教师受审判(2:4-10上)

 

3. 假教师的无耻(2:10-13上)

 

4. 假教师的不洁(2:13-17

 

5. 假教师的影响(2:18-22

 

(四)借着了解未来抵挡假教导(3:1-18

 

1. 主再来的确定(3:1-10

 

2. 主再来的影响(3:11-18

 

 
 

[1] "Second PeterIntroduction, Argument, and Outline" (Biblical Studies Press: www.bible.org, 2000).

[2] Robert E. Picirilli, Allusions to 2 Peter in the Apostolic Father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33 [1988], p 74。有关革利免之前教父著作中对彼得后书的引用,参见Michael J. Kruger, The Authenticity of 2 Peter,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42/4 [1999], p 649-656B. B. Warfield, “Canonicity of Second Peter,” 出自John E. Meete, ed., Selected Shorter Writings of Benjamin B. Warfield, vol. 2, 1973, p. 49-68

[3]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s of St. Peter and St. Jude, 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Edinburgh, T. & T. Clark, 1902], 239.

[4] 转引自D·埃德蒙·希伯特所著《生命宝训解经注释系列——彼得后书与犹大书》(D. Edmond Hiebert, Second Peter and Jude: An Expositional Commentary [Greenville, S.C.: Unusual Publications, 1989], 12)。

[5] Pseudepigraphy and Ethical Argument in the Pastoral Epistles(转引自Thomas R. Schreiner, 1, 2 Peter, Jude, The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2003], 272)。

[6] Tertullian On Baptism, XVII; The Ane-Nicene Fathers vol. 3 (reprint; Grand Rapids: Edermans, 1973), 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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